“体用并重说”是辩证思维的具体再现，在古代哲学思想中可以找到其理论依据。“体用”二字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显诸仁，藏诸用”这里的“体用”二字已蕴含着后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基本含义。体用并重始于战国末期荀子，《荀子·富国》说：“万物同宇宙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这里的“体”指形体，“用”指功用。荀子虽然提出了体用的概念，但对体用关系未做深入研究。可以说，体用并重在先秦时期还是个别的、偶然的，尚未形成具有确定含义的哲学范畴。这种状况在两汉时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有体有用的观念已经运用到较为广泛的领域，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就有“内体”和“外用”对举的提法。魏晋时期，“体”和“用”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但一开始就表现了唯物主义思想与玄学的对垒。王弼和韩康伯等人从无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以无为体、无为有之本体、以有为之功用的玄学“贵无论”。裴顾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崇有论”“自生而必体有”，必须以有为体。唐朝的崔憬以实例说明“动物以形躯为体为器，以灵识为用为道”的体用范畴。宋元明清时期，体用范畴更广泛地被哲学家使用。程颐提出了“体用一源”的思想，他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南宋的慧能道：“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更以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朴素辩证的思维方法剖析了“立体废用”的本体论，从物质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义上来使用体用范畴，而且符合本质和对象的意义上来运用体用范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体用的“相因”“相涵”的关系，也集中体现了他在体用论上的科学精神。近代以来，以谭嗣同、张之洞、严复和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对体用范畴也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这些观点和思想为“天下之用”，武术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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