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安知府李贽：明末异端思想家，总结与人格特征

关于李贽的哲学思想及其在姚安的事迹，甚至他一生的思想言行，都可以“人格”一词进行概括或统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李贽人格的特征是什么？这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或总结。但“很难”并不是不可以。为此，我想以这个总结作为这本小书的一个结尾。

如前言所说，“人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也是传统哲学的宗旨所在。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落在这个宗旨上。以内在观之，“人格”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二者的统一；以外在观之，“人格”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的表现，如情感与言行。此内外二者的统一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活生生的、有各自个性和独特命运的、丰富多彩的别样人生。

对于李贽的人格特征，可一言以蔽之：“直且方”。所谓“直”便是“直而不曲”，所谓“方”即是“方而不圆”。“中庸”是儒学传统追求的人格理想，故儒家之道既讲直也讲曲。如在天为直，在地为曲，天以直生，地以曲成，而人则合天地而为一者，故直而能曲，屈中有伸。如以乐为同，以礼为异，礼乐并作，同异和合，故同而无异则流，异而无同则固。如果说“直且异”为“方”，“曲且同”为“圆”，那么李贽的人格特征便是“方而不圆”。“天圆地方”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还是一种理想人格。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钱”有各种形状，但最后只有“天圆地方”的形状得到了流传，其中虽有秦国统一这一客观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天圆地方”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

“直”在李贽哲学中体现为对“真实”的追求。追求“真实”，这固然没有错，传统所谓“诚”即是“真实无妄”，但是其真正的内涵却是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故宋明理学家们强调“为学宗旨”是“去人欲，存天理”。而李贽则是从现实而具体的个体出发，认为“生之谓性”，故肯定现实中人的各种追求都是“性”，是“天理”，由此“人欲之私”也就成了“天理”。因此李贽的“真实”乃是对“利益现实”的追求，反对“空谈道德心性”，具有明显的“功利倾向”。可见，李贽的“真实”与儒家传统之“诚”是对立的。

如果只是观念的对立，也许还不能完全体现李贽的“直”。“直”自是内在观念与外在言行的一致，故而李贽不仅在观念上肯定“欲望”为“真性”，而且还批评“儒者”的虚伪，即在道德礼仪的大旗下一心只谋私利。并且李贽认为，“儒家”只讲道德仁义而不知经济，完全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以致误国误民。如此，李贽的哲学便陷入了“有实而无礼”的境地。在现实生活中，李贽这种“直而不曲”、“实而无礼”的人格所引发的麻烦可以说是终其一生。这种麻烦是与他人、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无论李贽到哪里，都要“与人为敌”。就算是对朋友、对上司，他也是不留情面地“直言”批评。

“方”在李贽的哲学中表现为“异”。李贽从个体出发，认为“人人各异其性”，提倡“各从所好”，从而肯定了个性与自由。但是李贽并没有深入地认识到事物的另一面即规范与约束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故他这种个性和自由与社会的规范和制度必然要产生冲突。同时，“异”还表现为“异人”、“异水”的豪杰论，这也使得李贽意在“追求差异”，“标新立异”，并以之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故而其以狂狷为圣人也就是逻辑之必然。如此一来，儒家所谓“中庸”、“中行”、“中道”在李贽看来只不过是“狂狷”罢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非狂即狷。这也可见其思维模式上的特征，他的圆融最后也只是落在“对立”之中，成为非此即彼的矛盾思维。(www.xing528.com)

正因为李贽在思维上倾向“方而不圆”的矛盾、对立模式，其所追求的“豪杰”理想也就只是“理想”而已。在他人与社会看来，只是“异端”，不仅其“救国救民”的豪杰理想成为“空想”，连其自身的性命也最终不保。客观地说，李贽哲学内外之间也存在矛盾：他以“真实”之“直”为“内圣”理想，故主张率性、顺性、任情，就本质而言这是老庄道家的“自然无为”；然其“外王”却以“有为”为特质的“豪杰”，乃以治国“庇人”为追求。可见，其“内直”与“外方”之间也存在矛盾。

综上所述，对李贽的人格特征，可以李贽的一句话加以总结，他说“今言直而又言方者”^[1]，此即内直而外方。直而不曲则易折，方而不圆则难容。李贽一生的命运与思想皆不出于此。

“直而不曲，方而不圆”，这便是李贽人格的写照。

【注释】

[1]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十五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