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李贽的一生，可以用“争斗”一词来概括或总结。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学者们对李贽的关注多着眼于他的“战斗”精神，这基本正确。所谓“基本正确”也就是“不太准确”，因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战斗”似乎色彩太浓了些。李贽的一生，无非是与家人“斗”、与乡亲“斗”、与朋友“斗”、与同事“斗”、与制度“斗”、与传统“斗”。现在看来，这些“争斗”虽也有“敌我矛盾”，但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更多的只是一个“争”字。李贽的一生以“争斗”为主基调，其中既有性格的原因，更有价值观的因素，还有环境的作用。
李贽之所以复杂，实在于其“矛盾”。李贽喜欢以“海”来比喻人格理想，但实际上，他有海之“动”而无海之“静”，有海之“怒”而无海之“容”。李贽也喜欢海瑞，而且高度赞扬海瑞的“清廉”与“刚直”。然而李贽虽有海瑞的“清廉”与“刚直”，也喜欢骂人，但是二者却是“真正的敌人”：海瑞是制度的维护者，而李贽则是制度的破坏者。
李贽是海。李贽生长于泉州，海对于李贽的个性及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李贽曾经用“海水”与“井水”来形容一个人。海是变幻莫测的，时而静谧如镜，时而汹涌澎湃，故不可“恃之以为安”，不可“倚之以为常”，故只有“非常”之人即非常之勇气与才能，方可在海上生存。[4]
在李贽的心中，海是“非安”、“非常”、“不甘”、“不洁”者，为此，他认为真正的豪杰一如海中巨鱼，只有在这“异常”的海水中才能产生。尽管“井水”是清洁、甘美而安常者，但井水并不能生巨鱼，一如温室中的苗儿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这种“井水”的环境也不可能产生豪杰。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的《夏日绝句》正道出了李贽心中的核心价值观念——豪杰，而他心中的“豪杰”最大的特征便是“异”，所以他直接把“豪杰”称为“异人”之极者，把海水称为“异水”。我们都知道，要与人和谐共处就得“求同存异”，而李贽却以“异”为追求，努力标新立异，这就难免争与斗了。当李贽以“异端”自命时，其内心却正以“豪杰”自居。
大海在李贽看来，是动荡不安的，故李贽亦以“非安”为追求。所谓“非安”，主要不是指内心的不安，而是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平庸，但是不安于环境必然要影响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为此，李贽所追求的是“动”而不是“静”，这亦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所谓“安居乐业”，“安居”方可“乐业”；所谓“中庸”方为“常道”。但是这些并不符合李贽那颗“不安分”的心，故李贽的一生都是动荡不安的。不安于当个知府，弃官不做；不安于做个俗人，落发为僧；不安于当个和尚，而欲有为。其后半生更是居无定所，浪迹四方。
李贽不是海。由于李贽心中的海是“非安”、“非常”的，在于一个“异”字，而并不是深厚与广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的品质应有“容”与“大”，但这正是李贽所缺乏的，故说李贽不是海，绝不是海。与大海的“容而大”相反，李贽的个性是“窄而急”。或者可以说“容而大”是李贽的理想人格，“窄而急”则是李贽的现实人格，这反映了李贽人格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其《自赞》如此说：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5]
有学者认为《自赞》全是反语，事实并不全然如此。至少“其性褊急”，“其色矜高”，“交寡”而“好求其过”，“志在温饱”确是李贽真实的画像。写于滇中的《卓吾论略》是李贽五十岁以前的自传，是研究李贽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一点已为学界所认可。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居士曰：“然。余实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为宏父居士焉。[6]
可见，李贽之性窄情急并非“反语”，而是实情。所谓“褊”就是狭小，“褊急”就是器量狭小而性情急躁。如此一个褊急之人，又岂能不与人争斗？
李贽是海瑞。李贽早年经历与著名人物海瑞（1514～1587）极为相似，只小海瑞13岁，海瑞4岁丧父，李贽6岁丧母。二人都只是举人而非进士，只是海瑞中举时已经35岁（1549年），而李贽中举时才26岁（1552年）。当然，就读书考试而言，海瑞是“范进式”人物，而李贽则是“吊儿郎当”的学生。在中举之后，二人都自知不是“读书的料”，明智地放弃了考进士，成了一名正式教师即“教谕”。李贽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到河南辉县当教谕，海瑞则在前一年1554年到福建南平当教谕。且都在云南任过职，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出任户部云南司主事，而李贽则在万历五年（1577年）到云南任姚安知府。二者在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都刚直不阿，或说都是偏激而固执、孤僻的人，都痛恨明朝官场腐败。李贽敢于颠覆一切传统，“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且以“异端”自居。李贽喜欢骂人，而海瑞更是骂名千古，上至皇帝，下至士人，广至所有朝臣，无不痛骂，所谓“举朝之士皆妇人”、“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一类。而且二者还有共同的朋友——在海南琼州当过知府的周思久，甚至都有阿拉伯人或回族血统。最后，二者都下过监狱，而且都是锦衣卫镇抚司诏狱，更巧合的是海瑞原籍也是福建。(www.xing528.com)
李贽不是海瑞。但是，李贽与海瑞的相似、相同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虽说二者都固执而偏激，但二人所偏执的价值观念却是对立的两端：异端与正统。
可以说海瑞是儒家之卫道者，忠君爱民之典范，清正廉明、执法如山之模范官员，故其痛恨明朝官场之腐败。换句话说，无论海瑞如何偏执，如何痛骂，都只是透出其忠君爱民、维护儒家纲常制度的拳拳之心。然而李贽则从本然真性——“人必有私”、“人必有欲”出发，认为“童心”即“私心”，“人之所同为礼”，由此而彻底颠覆了儒家及其制度的价值核心，以“公”、“理”、“差等”为特征的“礼”，进而批判儒学“不可以治天下”，“君子误国”，“仁者尤甚”。
尽管李贽曾称赞海瑞是“青松翠柏”，可以扶世之国家栋梁，也曾支持张居正之改革，并称其为“宰相之杰”，但从根本上说，李贽与此二人并非同道之人。张居正与海瑞属于维护明朝制度的保守派，而李贽则是反明朝制度的革命派。就是张居正与海瑞亦有不同，如果说张居正是保守派中的利益主义者，其改革的核心都围绕着经济利益从而维护制度，而海瑞则是保守派中的道德主义者。然而，那时他们都有共同的敌人，保守派中的腐朽派——巨室大户，也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此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巨室大户的利益，所以此三人最后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李贽死在狱中，而海瑞却能出狱并连升三级，于隆庆三年（1570年）出任应天巡抚。补充一点，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四年间（1562～1570年）正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任首辅的时间。再看海瑞的崛起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隆庆三年（1570年）夏天，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正三品），外放应天巡抚。这并不是巧合，海瑞正是徐阶提拔重用的。再看与李贽同属泰州学派的人物的命运。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在京讲学谈禅，被责令致仕；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以“大盗”之名杖杀。此正是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即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1572～1582年）。而作为革命派的李贽之死，则是保守派中以首辅沈一贯为代表的腐朽派和以东林党人张问达为代表的道德派合作的结果。李贽被捕的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与何心隐“大盗”之名亦相当。客观地说，这样的罪名放在反制度、反传统的李贽身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注释】
[1]参见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636～642页。
[2]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3]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4]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5]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357页。
[6]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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