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一个偏激的人，他的思想也很极端。与之相应，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呈现出两个极端：褒之者视之为“圣贤”，贬之者视之为“人妖”。但事实上，此二说都是不客观的，李贽既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既非“圣贤”，亦非“人妖”。
马经纶，已被削职为民的前御史，是李贽下狱前投靠的最后一位朋友，在李贽下狱后还一直多方设法营救，为李贽的“罪状”竭力申辩者。马经纶对李贽的评价是：“李先生，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超出于千万劫之世人者也”、“超出千万劫之道人者也”。[1]在马经纶看来，李贽乃是百世一遇的圣人，甚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伟人。而著名学者，也是李贽好友的焦竑则认为，李贽“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就是说，李贽虽不能算是“圣人”，但至少也是“贤人”，故说“坐圣门第二席”。著名文学家汤显祖也是李贽之好友，对李贽也极为赞赏，认为李贽的著作“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
与誉之者相比，毁之者更多。万历皇帝说他“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东林党人张问达说他“惑乱人心，狂诞悖戾”；而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亦视李贽学术为“涂炭”，他说：“（李贽）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明末清初著名学术大师顾炎武、王夫之等对李贽的批评也非常激烈。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李贽之坏之恶“近乎人妖”。而顾炎武视李贽为“邪佞之尤者”、“猖狂之言，正告天下而无复惭愧”之人。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直言李贽其人“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李贽著作“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
一如黄宗羲指出：“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未始不可。”也就是说，骂李贽是绝对有理由的：一则李贽生平喜欢骂人，故骂人者理应被骂；二则李贽“学术偏僻”，所谓“偏僻”就是古怪偏颇、孤陋短浅。前者指李贽为人，后者指李贽为学，二者都有被骂之理，故“骂之未始不可”。但于这样的人骂之又有何益呢？且骂人者必被骂，所以黄宗羲又说，对李贽还是不骂为好。
对李贽无论是“誉”还是“毁”，人们往往都会走向两个极端：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隐其恶而扬其善。故能深入而客观地评价李贽者并不多见，佛者袾宏与李贽的弟子兼朋友袁中道的评价对理解和把握李贽的人生与哲学思想都大有裨益。
袾宏（1535～1615），杭州人，俗姓沈，自号莲池，晚年居云栖寺，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是明代四高僧之一。他对李贽作如是评价：
其一，好惊世之论，标新立异。袾宏说，李贽确有“超逸之才，豪雄之气”，但却“不以圣言为量，常道为凭”。如李贽以世界人物俱肇始于阴阳，而以太极生阴阳为妄语。此皆出自《易传》，但一为至论，一为妄语。再如对秦始皇及冯道的品评，以秦皇之暴虐为第一君，以冯道之失节为大豪杰，以荆轲、聂政之杀身为最得死所。而古称贤人君子者，往往反批评其不是。(www.xing528.com)
为此，袾宏指出李贽之论虽“不随俗依阿”，不人云亦云，亦不无矫枉之功，然其过亦在于是。袾宏引《大学》之言说：“好人所恶，恶人所好，灾必逮夫身。”就是说，李贽的惊世之论不是“合乎天理，协乎人情”，而是专与他人、社会唱反调，对着干，这也就“矫枉过正”了。人们都说秦始皇是暴虐之君，李贽却赞之为天下第一君；人们都以冯道历仕五季，其人品卑恶、陋劣，而李贽却以之为大豪杰。如此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必定要灾及其身，大祸临头。
其二，勇而无忌，隐而不安。如果说好惊世之论与标新立异是指李贽之书或就其哲学思想而言，那么勇而无忌，随而不安则就其人生而言，是就其生活行为而言。袾宏说，李贽“负子路之勇，又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处山林而游朝市，不潜心内典而著述外”[2]。就是说，李贽确有如子路一般的胆气，是一个无所惧的勇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亦在此。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贽之失在于“过”。勇而无谋则涉身险境，勇而无矩则放肆狂傲。所谓“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由此，袾宏实在指摘李贽以“狂狷”、“异端”自任而失却中庸之道。
此外，李贽既然已经弃荣削发，就应该归隐山林，深居简出，这才是出家人之本分，但他出家而不行戒律，“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与古庙青灯为伴，偏要“游于朝市”，欲以“避世金马门”、“大隐居于朝”的东方朔为榜样，然而李贽却非东方朔。同时，作为一个僧人就应该潜心于佛学典籍，而不应该著述与佛典无关的“外书”。故在袾宏眼里，李贽乃是隐而不安。
袁中道（1575～1630），湖北公安人，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公安三袁”之一，“性灵派”散文的代表人物。袁中道与李贽的关系非常密切，亦师亦友。与袾宏的评价相比，袁中道的评价更侧重于李贽的为人或人生，而对其为文或哲学的评价并不多。对李贽之为人，袁中道的评价是“好之而不学之”。具体分为“不能学”与“不愿学”二者，这便是“不学之”。
其一，不能学。所谓“不能学”是指很钦佩，但是学不来，不是不想学。袁中道说“不能学者有五”：李贽为官清廉，从来不接受“不义”之财，此一也。李贽不纳小妾，几不近女色，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侧室小妾，此二也。李贽“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此三也。李贽“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此四也。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此五也。
其二，不愿学。既是“不愿”，当然就不是什么“优点”了。袁中道说“不愿学者有三”：李贽好刚使气，快意恩仇，就是有这样的想法都不行，更不要说像李贽那样口诛笔伐，此不愿学者一。既然已经辞官归隐，就应该遁迹入山，但是李贽却徘徊人世，而欲有为，以致“祸逐名起”，此不愿学者二。既已出家却不守戒律，精研教法而细行不修，想啥说啥而口无遮拦，率性任情而肆意攻伐，此不愿学者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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