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骆问礼后，李贽闷闷不乐。他回想起上次骆问礼到姚安时的情景：同行同醉，答诗对赋，何等畅快，何等知音！在姚安城南大石淜观海楼如何乐而忘忧！那时所作诗对至今还历历在目。骆问礼诗云：
无事漫登楼，凭窗见海鸥。
云移黄鹤色，雨散洞庭愁。
古垒松杉蔽，寒郊豆麦稠。
日斜人影乱，同喜醉翁游。[12]
而李贽亦在观海楼题有一联：
禅缘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参得透，一乘便了；
佛以法修，无灭法，无作法，无非法，无非非法，解得脱，万法皆通。[13]
骆问礼对此联亦赞不绝口，并颇为珍惜地加以收藏。难道这些都是假的不成？不，不会的。原来两人的交好是真实的，而今两人的矛盾也是真实的。也许这就是官场中人，即使贤如骆问礼者也不例外。官场真是一个毁灭真性、制造假人的好地方啊！李贽在内心感叹道，真得走了。
事实上，李贽始终没能真正明白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或说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他不知道如何在此二者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张力，他甚至也不愿意在此二者间作出一种中庸的态度。在他看来，遵循外在的名教或者作妥协都是违背了人的真性情，就是一个假人。为此，尽管李贽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认识，也崇尚大隐居朝市的东方朔，而以为阮籍“犹有逃名之累”，就是想成为东方朔或冯道而做不到[14]，然而，李贽自己却以“礼乐刑政”为“桎梏”，更是把自己与名教放在了对立、矛盾的一面。若说阮籍是欲为东方朔、冯道而不能，那么李贽则欲成阮籍而不得。
以对名教态度观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名教与自然二者完全圆融为一，无二无别，所谓山林朝市一也。这类人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无论所处何地，身心皆自由自在。第二个层次是超名教而任自然。这类人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能舍世间红尘之名利，从而在自然中获得内心宁静与幸福。第三个层次是非名教而宗自然或宗名教而非自然。这类人既不能跳出世间红尘，又是此而非彼，故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矛盾、纠结的痛苦之中。而李贽就属于第三层次中人，直接以名教为死敌，故而也是名教的死敌。所谓关系就是这样，你若以对方为敌人，那么对方必以你为死敌；虽然你以对方为朋友，对方未必以你为朋友。以此观之，李贽以名教为敌人，自然也就成为名教的敌人。所以归根结底，李贽之死实在于名教，而更进一步推之，他死于以名教为敌。
三年前与耿定向的约定——满三年即辞官来归，又浮现在李贽的脑海里。虽原说收拾得正四品俸禄归来，而今却只有两袖清风。若是辞官直接去黄安，与来时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实在让李贽内心郁闷，但继续这样的官场生活——违心背愿、没有自由的生活，又非所愿。李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以解忧？唯有读书。李贽埋头于杨慎的《升庵集》。只有在读书时，他才能暂时从忧难处境中解脱出来，获得片刻的宁静与安乐。然而，也正是读书使得李贽最后作出了决定。当他读到汉昭烈皇帝有“兰草当门，不得不锄”一语时，感怀之余写下了《问兰》与《答兰》两首诗。[15]
《问兰》：
兰草贵当门，当门见至尊。
既见至尊已，百锄何足论。
《兰答》：
相见翻相恼，不如不见好。
宁为道傍花，勿作当门草。
李贽自解道：“夫兰生道傍，可谓混世之极矣，而不免辱于樵竖之手；挺而当门，可谓遮几一遇矣，而又不免于入朝之嫉。”[16]所谓“兰生道傍”即“道傍花”，比喻远离官场，辞官归家，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通一员，却难免受辱于樵夫牧童、蒙昧小人，花开花落无人识，非所欲也；所谓“当门草”比喻在官场之中，虽可相识，但亦相恼相伐于“大贤君子”。如果说“道傍花”似贱似辱，那么“当门草”则似贵似伐。李贽既不愿与蒙昧小人为伍，更不欲与“大贤君子”为朋，故其唯有选择逃离社会现实，最后遁入空门。
九年之后，李贽定居麻城时，在给焦竑的信中道出了这段时期内心的苦楚。他说：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二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17]
“弟”即是指李贽自己，“二头照管”便是指患得患失或进退两难。一方面，内心是“舍不得官”，但另一方面却居官又怕“束缚”。这便是李贽当时内心的苦楚、矛盾。
万历八年（1580年）春，李贽终于下定决心辞官。恰巧当时刘维在楚雄巡察，李贽得知消息便立马“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去姚安而来楚雄”，希望刘维代为请辞。刘维听后便说：
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以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18]
刘维的意思就是说，你李贽是一个贤者，在姚安三年的政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是一个贤者，我又怎么忍心看着你辞官呢。就算不为国家着想，也不可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似乎贤者都纷纷远离官场，而只有不肖者留下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再说，就算你决定要走也不在乎再等上两个月啊，到时朝廷必然有个回复，对你这三年的政绩也有个评定。不然，现在就走，算什么呢？
对于刘维的一片热心，李贽其实并非不知，但他更深知另一层：他曾与云南巡抚王凝有很深的矛盾。虽然我们不知道二者之间因何事而“相触”，但李贽对王凝的评价是“王本下流，不必道矣”。也就是说，在李贽的心中，这个巡抚是一个下流到骨子里的人，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这一评价至少透出了两个信息：一是李贽与巡抚王凝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二是李贽既然对王凝是不屑一顾，那么作为上级，一个封疆大吏，王凝自然对李贽是极为厌恶的。当时巡抚王凝虽然已经转任南京大理寺卿，但还有陈巡抚、张巡抚。李贽以往的表现是：总与上司相触，而且越有地位、权势、名望，他越要和他斗。这样一分析，李贽当时的处境完全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就算他不辞官，也难有多好的结局，而不太可能还有什么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就算他能升官，也无法改变他与群体、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再结合前面所分析的情况，李贽完全是内外交困，辞官已是他唯一的选择。为此，对于刘维的真诚挽留，李贽如此回答：
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19](www.xing528.com)
我们分析一下李贽的回答，便可更清楚地认识李贽其人。李贽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三不”：“不敢”、“不为”、“不能”。按孔子“狷者，有所不为”的观点，李贽不仅是一个“狂者”，而且是一个“狷者”。李贽本为知府，何谓“非其任而居之”？此为不当。“需满以幸恩”并不是贪荣而是规范；是否“名声闻于朝”尚且可疑，何来“钓名”？为此，李贽所说的以上三点都不成立，而其真实想法只在一个，即“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也就是说，李贽在骨子里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甚至是目无规范、目无制度、目无上司的人。
刘维的真诚挽留并未使李贽改变主意，他还是请辞，但“二台皆勿许”。所谓“二台”就是番台与臬台。番台是指布政使司，当然就是巡抚了；臬台是指按察使司，也就是刘维了。按理说，既然二台都不同意李贽请辞，他应该继续留在任上，但因其我行我素的个性，竟然径直挂印走人，远走大理鸡足山。
五月的鸡足山烟雨迷蒙。站在山顶，看着脚下云飞雾绕，李贽有一种身处仙乡之感，一时竟忘我出神。忽想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来，便独自吟起：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鸡足山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待李贽吟完，忽觉有人在背后，回过头一看，忙说：“哦，是方丈！”一个老方丈笑呵呵道：“施主如此投入，我也就没敢打扰。施主甚得陶渊明之意，我亦吟一首何如？”未想此处亦有知音，李贽自然高兴。不等李贽表态，老方丈便径自吟起陶渊明的《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好！好！好！”李贽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请问方丈，此真意可否亦是佛家所谓真心？”
“是的，所谓真心者即空寂知也。”
“何谓？”李贽问道。
“真心即本体，本体者非空非色，非有非无，故曰空寂知也。”
“本体者亦空亦色，亦有亦无。”
说完两人相视而笑。李贽忽深悟：儒、释、道三家无非都是一个“真”字，此“真心”即是三教之本也。
有了这么一知音做伴，李贽在鸡足山是不会寂寞的。白天在深山云雾中忘返，夜里在经书中忘我。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晃几个月便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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