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送走了已经成为知己好友的佥事、洱海分巡道顾养谦，又迎来了参政、洱海分守道骆问礼。说起这位骆参政[5]，他原本是李贽的知音好友。他对李贽有这样的评价：
善文能书，好讲学。时讲学者多入于禅，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达，上下爱之。[6]
应该说，李贽的这位直接上司骆参政对李贽的评价还是较高的。“廉靖明达，上下爱之”便是对李贽为政的评价；“善文能书”则是对李贽个人特长的评价；“好讲学”是对李贽个人爱好的评价；而“入禅尤甚”是对李贽思想观念倾向的概括。
在《豫约》中，李贽对骆参政亦有这样的评价：
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7]
在李贽看来，骆问礼是“有守”、“有实行”、“有文学”的一个所谓德才兼备的“大贤君子”。尽管两人有矛盾，但如果有一天能推荐人才，他必会首先推荐骆问礼。但是更应该注意到二者在评价中的差异：骆对李的评价有“入禅尤甚”，而李对骆的评价则有“最相知”。这种评价的差异很值得分析，因为它很有典型性。
对于骆问礼而言，这种以禅讲学完全背离了儒家传统，而禅是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的，故不可成为书院讲学的内容与思想。为此，李贽“入禅尤甚”的思想观念于骆问礼即使不厌恶，也绝对不会喜欢。如果还有点什么其他的感情，那就只剩下当笑话看，无非“爱其奇巧”[8]而已。
然而就这样一个把李贽当笑话看的人，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压根不同的人，李贽却把他看成是朋友，不仅是朋友，而且是“最相知”。交朋友最怕的就是这样：他知你，而你并不知他，却以为是“相知”，这完全是一种“单相思”、“单相知”。而李贽对这点几乎毫无认识、毫无反省。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两人完全不是同道中人，骆问礼是以儒家传统为立场，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而李贽则是传统与等级制度的反对者和破坏者。两人完全就是敌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李贽却把两者的矛盾归于骆问礼的“刻厉”。
作为参政与洱海分守道以及上级，骆问礼来，并不是冲着朋友来，更不是想和李贽研讨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来检查工作的。但李贽却把他带到了德丰禅寺的三台书院——一个由禅堂改成的书院。
由于三台书院离知府府衙很近，李贽便提议直接走着去，完全没必要坐轿嘛。但是，骆问礼却回答说：“你愿意，你就走过去吧。我腿脚不便，我还是坐轿去吧。”心里却是在想，这个李贽啊，上级来了，一点礼数也没有，甚是无礼啊。你不坐轿已是无礼，还想让我也随你一样无礼吗？！(www.xing528.com)
一路上，市民们遇到李贽都非常亲热，纷纷邀请“进来坐坐呀”、“到家里喝口茶啊”，就像是邻居街坊一般，一点儿隔阂也没有。骆问礼心想：这个李贽倒是上下爱之啊。不一会儿便到了德丰寺三台书院。李贽是一个喜欢讲学的人，而骆问礼也确是一个饱读诗书、有文学的“大贤君子”，自然要请他到书院一讲。但是，李贽却不知道，骆问礼对李贽喜欢讲学实有些不屑，自不愿与李贽“同流合污”。故骆问礼再三推辞，然李贽却以为他是出于谦虚，所以坚持让骆问礼讲讲。骆问礼推脱不过，便答应了。
“我今天就为大家讲讲德礼刑政。”骆问礼似乎是有备而来一般说，“德者，本也，天也；礼者，天之用而人与政之本也；刑者，政之用也。德礼刑政四者，不可举一而废三，不可有体而无用，更不可有用而无体。有体而无用，其体必堕于空寂；有用而无体，其用必乖戾而无据。故政者，以礼为本，舍礼则何以正人耶？诗书礼乐、孔孟之道，礼之源也。”
李贽一听，顿然色变。原来“德礼刑政”正是他所批评的，他曾经在三台书院这样讲过：“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9]
骆问礼讲完，看了看李贽，心想他必有话要说了吧。便对众人说：“中宪大人聪颖过人，见深识广，现在请中宪李大人批评指正。”说完骆问礼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得意。
李贽也毫不客气，接着便说：“骆参政之言，让下官受益良多。今天的主题既然论政，那么我也就政说一些不同的看法。政有两种，故治有两种。其一为君子之政，本诸身者，知己而不知有人，以有方而驭无方，以己而齐人。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至人之政则不然，因乎人者恒顺乎民，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不欲重之以桎梏也。[10]至人之治以人治人，而不敢以己治人。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若欲有以止之，而不能听其自治，是伐之也。”[11]
这下轮到骆问礼色变了。知州罗琪一见情形不妙，急忙出来打圆场，说：“参政大人与知府大人所说皆从自己切身体验出发，都发人深省。两位大人实在告诉在座各位读书之法，实在于用心。”
一场关于为政理念的论争似乎在罗知州的调解下就这样结束了。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平静，其实真正的矛盾在平静的表面下汹涌奔流。有关这场为政理念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自治还是治人。李贽从道家自然无为出发，认为自然与各异是人性的本质特征，故因顺其自然，循其本性，提倡从各人自在自由的本性出发，提出“人本自治”、“人能自治”的观念，批判了“以己治人”、以“礼乐刑政”治人，认为这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而骆问礼则从儒家德礼刑政出发，认为共同的社会道德或良知是人性的本质特征，故主张以儒家礼乐刑政教化民众，达到变化气质、移风易俗的目标。这种理念其实蕴含这样的前提：人的德性是上下之分，如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官位最高者，德性也越高，因此官员的德性高于民众的德性。简单地说，此二人的争论可用羊群与牧人来作个比喻。李贽认为，官员或统治者只是羊群中的一只羊，不应该以自己的好恶加在其他羊的身上，更不应该告诉其他羊要如何吃草及吃什么草，而应该相信每只羊自己知道如何吃草，要吃什么草，什么草好吃，让每只羊寻找自己喜欢吃的草。而骆问礼则认为，官员或统治者并不是羊群中的一只羊而是牧羊人，所以要管理这群羊，因此什么时候喝水、什么时候吃草，到哪里吃草，这些都由牧羊人来决定。因为羊群是愚蠢的，只有牧羊人才是唯一聪明的。
一场为政理念的争论，使双方对彼此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只是这种印象实在糟糕。如果说以前二者还有相互赏识、惺惺相惜的一面，那么，自此以后，二者便完全分道扬镳了。骆问礼回去后，便作了一篇《续论政篇》直接而鲜明地批判了李贽以“礼乐刑政”为“桎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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