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李贽相处的一段时间，顾养谦不仅认识到李贽并不像骆问礼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清苦而无用”之人，而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有为者”，同时也看到李贽是一个相当执拗的人，只要他认定的事，几乎难以改变。但是，李贽毕竟是一个人才，若能中庸点，那无论对于李贽还是对于国家都是一件好事啊。为此，顾养谦还是想再与李贽谈谈，然而从何处下手，一时亦觉为难。反反复复，思来想去，顾养谦终于明白了：李贽的问题就在于离儒也远。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与李贽谈一谈。
不久，这个时机来了，杨大头案了结，李贽大悦，一种有为者之成就感升腾起来，邀顾养谦一起品茗。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顾养谦到时，李贽已在院中布置了茶几。
二人坐下，不免谈了一会儿案子。顾养谦话锋一转说：“这些人皆为私心所蔽，而目无礼法，故有此下场。”
李贽想了想，答道：“私心人皆有之，然遂之不义，故无法无天，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顾养谦一听，李贽似乎有意在回避这个“礼”字，以“义”言之，只得直言了，便道：“法也，义也，其根本无非是礼也。可乎？”
李贽呷了一口茶，慢慢地说道：“法者，天也；义者，人也；礼者，人所同也，同于俗也。”[1]
顾养谦一听，全是一些奇谈怪论，便问：“同于俗便谓之礼者，何意也？”
李贽答道：“先前我在南京任上时，曾作《四勿说》亦有所论。礼者，道也。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俗即人之所同，若异于俗，则非人所同也，非人之所同即远人矣。故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之所谓‘心’与‘理’就在于其与人同也。”
顾养谦更是奇怪，问：“饮食男女，人所同也，是礼乎？长官发财，人所同也，是礼乎？”
“没错，只要是人之所同者，无非是礼。人皆有私心，私心即是礼。如果离开私心，不同于俗便非礼。”李贽笑了，显然他已明白顾养谦所问之意，故又补充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2](www.xing528.com)
“雅与俗不同，雅即非礼乎？”顾养谦进一步诘问之。
“知我者，通海也。”[3]李贽哈哈大笑，“然雅亦有真假大小之异，真而大雅者与众同尘，假而小雅者出尘绝俗。”
顾养谦明白了，多说无益，李贽乃是一个有主见、有作为的豪杰之士，非名教所能羁络者，是旷野中一野马，黑夜中一惊雷。他不由感慨道：“温陵兄乃重自然真机者，奈何俗儒皆重名教，故不识温陵也。”
李贽答道：“俗儒名教皆伪，自然之性唯真。”
二者的谈话涉及的是一个政治的根本问题，即礼的同异和民本与君本问题。儒家传统认为礼别异而乐和同，礼别异的作用在于维护儒家上下尊卑差等制度。而李贽以同论礼，在事实上便否定了这一制度，而作为制度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知府，却否定现行的制度，这就明显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角色相冲突。所以儒家一向重视“位”，如“圣人之大宝曰位”、“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个“位”在本质上就是在差等制度中的一个角色，或说就是“守本分”。如果把礼的“别异”属性去掉了，那“位”也就名存而实亡。而在儒家看来，不“守其位”、“不守本分”也就接近于“乱臣贼子”。换句话说，李贽之所以处处与上司相触，最后以“敢倡乱道”之名遭捕而死于锦衣卫的诏狱，此是根源之一。
而民本与君本问题是一个与礼的同异紧密相关的问题。尽管历代统治者都极力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说民本即君本，君以民为本，忠君即爱民，爱民即忠君，但是民本与君本是存在根本区别的。民本就是以民众利益为根本、为准绳，当皇帝（官僚、制度）与之相应时，民众便支持他；当皇帝（官僚、制度）与之相悖时，民众便反对他，推翻他。而君本则以皇帝（官僚、制度）的利益为核心，民众则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利益，若有违背则用国家强力以镇压。而李贽的民本思想，以民众利益为核心的观念，显然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制度的利益相矛盾，这是李贽与上司冲突的另一个原因。
以上两个矛盾与冲突便注定了李贽在官场中的格格不入。李贽一再说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处不好，麻烦不断，一生坎坷磨难，是因为他“不肯受人管束”[4]。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内心深处是时时感受到这种“管束”的，总是不得自由。这种内心的压抑和外在的冲突，使得李贽最终选择了弃官。
客观地说，李贽既做不到如东方朔一样“避世金马门”、“大隐居于朝”，更做不到如冯道一样以“安民”、“养民”为追求而历事五朝。因为李贽只知直而不知曲，然而非曲又岂能隐忍？虽然李贽也把老庄作为随身阅读之书，然而在这一点上，他是不懂老庄的。为此，李贽也只能选择“小隐居于林”，“避世于深山之中”，落发出家，与古庙青灯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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