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这年秋冬，四川道御史刘维出任云南按察使，适逢腾越道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一带）少数民族起义。刘维调姚安、大理、鹤庆三府知府谋划会剿事宜。[10]李贽接到命令，立即率所辖两县令罗姚州与郑大姚一起赶往永胜。
在会上，与会者对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起义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力主严厉镇压，凡反叛作乱者一律严惩。李贽闻听此言，不以为然，说：“叛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民众因何而叛乱，盗贼因何而蜂起。下官故里亦常有叛贼起事，且遍及福建，如大埔之窖贼，南湾之水贼，龙溪之山贼，龙岩之矿贼，南靖、永定之流贼。然究其源乃因南北寇警，征敛繁急，贪吏肆行，水旱频仍，民不堪命，往往聚而为盗。北胜本为鱼米之乡，然今岁大旱，收成大减，甚至颗粒无收，而后征敛逼迫，民众无以为生，故有是变。君不见流民塞道乎？故治乱之源不在民而在政，所谓‘苛政猛于虎也’。由此，切不可重责于民，责之愈重则乱之愈甚。”[11]
此言一出，会堂大乱。有人反驳说：“依李太守之见，此叛乱乃我等逼反乎？我等皆贪官酷吏乎？时为暴政乎？”
对李贽之言，巡按刘维深有感触，及时控制局面道：“李太守之言虽有过处，然亦就事论事，尔等大可不必过虑。静而思之，李太守之言又岂无实处？北胜大旱，确为此次民变之源。故本司决定处理此事之方针如下：抚剿并进，以抚为主，以剿辅之。同时，本司不仅将奏请减免今年北胜赋税，并且请拨赈灾之钱粮。”
会后，刘维留下李贽，说：“李知府必有未尽之言，现在只你我二人，可畅所欲言。”李贽深感刘巡按之平易、真切，就说：“那我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放眼今之天下，实多事之秋，可谓无日无事变。边境有南倭北虏之乱，而内又变故日多，天灾人祸不断。人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如犬之吠影。不知根源又岂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刘大人知道我的家乡泉州海盗盛行，我们来分析一下泉州海盗也许对我们解决此次变乱有所帮助。泉州海盗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如失去土地的流民、手工业者、平民知识分子、南洋移民。这些人出于生计，多为养家糊口而参加海盗走私。另一部分则是巨商大贾，这部分人拥有私人武装，直接领导海上走私活动，成为海盗巨头和下层大众的雇主。第三部分则是隐藏在幕后的沿海巨室，此部分人多有钱有势，在背后出钱出力，是实际上的东家。海盗实与朝廷海禁政策连在一起，海禁不严时，他们就是正常的商人；而当海禁严格时，他们就成了走私的海盗。可见，海盗走私活动就是对制度、政策的直接反叛，其直接针对的就是海禁制度。海禁制度越严，其所获得的利润就越丰厚，以海盗为生者便越多。我从泉州海盗之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之政应顺万民之心、遂大众之欲，其首要在不扰民，不扰民则民自生。自以为君子者，往往以自己之智贤，而欲民众与之同，以自己为标准，要求民众与其整齐划一。民众不从而强从之，并借各种条文、刑法禁锢他们，然而如此一来，民众之变乱也就日益增多。而真正理想的为政理念应该是‘至人之治’”。
“何谓‘至人之治’？”刘维问道。(www.xing528.com)
“君子之治是从自己出发，以先王、书本为标准，而至人之治则是从人的本真之性出发，以现实的生活为标准，以民之自治、民之自理为根本。不易其俗，不拂其能，不重以桎梏，顺其私而遂其欲。所谓‘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12]
“你认为，北胜之变，具体应如何？”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不可断鹤而续凫，鹤脚之长非可断，凫足之短非可续也。断续之举皆无益也。北胜乃边方杂夷，不可以中原汉族之常规以拘之。首先，我们应清楚他们所思所想，要我们做什么。其次，我们行政方有所依循。所谓‘因性治民’便是此之义，唯有如此方可与夷共享太平。”
刘维听到这里，感叹不已，说：“李知府，自然无为之政实为高妙。”
从此，刘维与李贽成了莫逆之交。一个正三品的提刑按察使与一个正四品的知府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令李贽感念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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