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李贽的个性还是其22年的官场经历来看，李贽都是不愿意出任这个正四品的姚安知府的。依李贽固执的个性，他是不会去赴任的，但他却去了。为什么呢？“为居食计”，只是为了糊口而已。虽然后来李贽确有“救国救民”、“为天下计”的理想，但这只是后来的事，是在他的思想成熟之后，而这时的李贽确实是“为居食计”的。可以说，李贽赴任姚安是理想与现实矛盾交锋的结果。
首先，经济是个问题。由南京到湖北团风时，李贽舍舟登岸，去黄安看望好友耿定理，并向他表达了弃官留住之意——李贽真是太幼稚、太天真、太理想。大丈夫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却要靠朋友来养活一家数口人，能有多少独立人格和个人自由？这种独立人格和个人自由又能维持多久？实在很成问题。[5]其实，这甚至都不再是天真或幼稚的问题，或者说一个50岁的人还如此天真、幼稚，这已经不再是天真、幼稚的问题，而是人格的缺陷——对世事人情的无知。
李贽这一弃官留住的意愿自然遭到了委婉的拒绝。显然，耿定理不会像李贽一样对人情世事那么无知，他清醒地认识到李贽这一想法是完全不可行的，所以还是力劝李贽赴任去。当然，耿定理也肯定不会说得太过于明白，而李贽这个不通世事人情者还是将女儿、女婿托付给耿定理、耿定向兄弟，让他们留住耿家。
临走时，李贽竟还与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俸禄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也。”所谓“同登斯岸”，即与耿定理一起寻求“生命的下落”，他要像无官一身轻的耿定理一样活得洒脱自在。[6]但是，李贽却不明白耿定理之所以能活得洒脱自在，是因为他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几百亩地，只靠地租就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李贽呢？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个既小又穷的闲官，连自给都成问题。就算在共城买了几亩薄田，那也是因为祖父去世后，他用同僚和朋友们所送的赙钱[7]购买的，而且也绝不可能供他过上无忧的生活——他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就是在共城饿死的。
其次，家眷是个问题。就这样，因为生活糊口的需要，李贽带着五分的不情愿和五分的无奈，决定还是去姚安赴任。但李贽立即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要不要带妻子黄氏一起去姚安。(www.xing528.com)
当初李贽是不愿带妻子一起去的，其理由是“难万里”，即万里迢迢，实在不易。但这多半只是一个借口，事实上还有一个原因，或许这才是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带着妻子难免受管束，而李贽却是一个“平生最不爱受人管”的人。然而，黄氏“强从之”，无论李贽说什么都决意要跟着一起去。李贽无奈，只好带着妻子一起上路。
到了姚安，李贽还想将妻子送回去，“不得遂，乃强留”。黄氏自有她的理由，“先生居常游，每适意辄留，不肯归”[8]。黄氏自15岁嫁到李家，与李贽生活了整整30年，已经熟知李贽是一个不管不顾、浪荡成性的人，经常在外游逛，遇上适意之所，总是乐不思蜀，不肯回家。换句话说，因为李贽是一个自由散漫、一意孤行的人，若不跟李贽去，或许他这一辈子就不会再回来。事实上，李贽到姚安之后确实也没有再回泉州，不仅辞了官，还出了家，并且依然四处流浪。
家是中国人或儒家思想的一个精神归宿，是传统之根，但从上面李贽的行为还可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李贽的心中，家，似乎并不具有儒家传统所赋予的地位与意义。因此，李贽后来的弃家落发，也就让人不觉意外。换句话说，李贽所寻找的“生命的下落”并没有“落”在“家”上，至少在其现实行动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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