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时期：东北，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对日战争；东南，倭寇、海盗横行，大肆劫掠东南各省，因此与海盗、倭寇的战争愈演愈烈；北方，明王朝更与蒙古族和女真部落长期处于战争之中。与外部相比，明王朝内部之乱更是触目惊心：兵变不息，民变不止，烽火遍及全国各地；同时，朝廷内部党争严重。若用一个词来概括李贽所生活的明末社会最大的特征，那就是“动荡”，具体地说这种“动荡”就是“战乱”。
李贽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外部有葡萄牙、法国，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南海，并在广东沿海骚扰破坏；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窃据澳门，筑屋成村；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法国入掠、行劫福建漳州、泉州。
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始，倭患一直绵延不断，他们焚掠、袭扰东南沿海各省。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率16万大军发动第一次侵朝战争。提督李如松指挥得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打败侵朝日军，以双方议和而结束。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于次年再次大败。然而，这场历时七年的战争虽以明朝的胜利而结束，但明朝也“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国库消耗殆尽。
明末所面临的民族矛盾非常复杂，此处仅指明朝与蒙古族、女真族的民族战争。明朝中期以后一直与退出中原的蒙元政权作战，而后又与新崛起的女真部落即后来的满族作战，并最后在内外夹攻下灭亡。
自元朝统治被推翻，明朝建立之后，北方一度得以安宁。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为了篡夺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割让北方边境朵颜三卫一千多平方公里给蒙古人，以换取两万蒙古骑兵的帮助，而登上皇位。随着蒙古实力的日益恢复壮大，明王朝北方边境也就日益多事。近半个世纪之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终于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军包括随行文武官员在内的十余万人全军覆没，明英宗朱祁镇亦被俘。此役，明朝元气大伤，而后北部边境更是无有宁日。自弘治十三年（1500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七十年间，北方无年无战事，边关连连告急。
但是随着东北建州女真部落的兴起与日益强大，明朝面临着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并最终取代了明朝的统治。万历元年（1573年），辽东战事开启，此后，建州女真部落多次入侵。而后，随着建州女真部落实力的壮大，逐渐成为明王朝的主要威胁。[7]
嘉靖、万历年间，外部战争已经让明王朝捉襟见肘，但情况之糟糕还远不止这些，其内部亦叛乱不止，烽火遍地。这种叛乱首先是兵变。部队是一个政权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撑，当部队都失去控制时，这个政权也就危险了。而明朝末年的兵变却几乎遍及全国，上至王爷、总兵，下至千户、百户都参加到叛乱的行列中来。这说明一点：明朝已经日薄西山了。
李贽出生前十年就已经发生了许多影响巨大的事件，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相当深远，所以应该一提。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举兵反叛；嘉靖元年（1522年）甘州兵变；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兵变，巡抚张文锦被杀。李贽出生之后，这种兵变更是频繁。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再次兵变，叛军与蒙古军队里应外合进攻大同；嘉靖十四年（1535年），辽东兵变；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南京、扬州兵变；万历十年（1582年），杭州兵变；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五年（1587年），湖北郧阳士兵哗变；万历十六年（1588年），甘州再次兵变；万历十七年（1589年），云南永昌卫兵变——永昌卫相当于现在的保山军分区，大致有五六千人，而“所”则是“卫”的下一级，大致辖千余人，“所”的主官一般是“千户”，“卫”的主官一般为“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反叛。
进入16世纪以后，除兵变外，各地民变亦此起彼伏，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弘治十五年（1502年），江西新昌农民起义；弘治十八年（1505年），江西民变，攻克瑞金、广田等；正德四年（1509年），江西乐平、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年），河北刘六、刘七领导农民起义，分别进攻山东、河北，起义军大胜于河南府，并南下湖广，一直打到镇江、南通，起义军人数发展到三十余万人；嘉靖六年至嘉靖七年（1527～1528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相继暴发少数民族起义；嘉靖四十年（1561年），江西、福建、广东农民起义，其中广东起义军最为浩大，纵横南方数省；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四川大足县白莲教起事，建号“大唐”，破大足、合州等七州县。[8]
兵变、民变的背后总有天灾的影子。嘉靖六年（1527年），也是李贽出生当年，辽东大饥、湖广大水，淹没民田庐，凡五府二十四州县；嘉靖九年（1530年），畿府（即北京，时称顺天府，留都南京称应天府）旱灾，流民皆入京师求食，道殣相望，延绥大饥；嘉靖十一年（1532年），河决鱼台，山西二十州县、河南八十五州县、山东七十九州县被灾；嘉靖十三年（1534年），浙江、河南、辽东、云南饥荒；嘉靖十五年（1536年），泉州旱，民多饿死；嘉靖十九年（1540年），河南、湖广旱，大饥；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淮扬灾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河决山东曹县，死者甚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宣大二府大饥，人相食；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辽东大饥，人相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南大饥，李贽的二女、三女相继饿死。
天灾并不是抽象的，这些水旱灾害使得广大民众无法生存。怎么办？总不能等死吧！就算自己饿死，也不能看着家人饿死。那么，谁给口饭吃就为谁卖命去，哪有粮食就上哪抢去。这就是明末的“流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农民，这也正是李自成领导下攻进北京城，逼崇祯吊死于煤山的起义军。
正如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吕坤所说的，当时已是“农怒于野，商叹于途”，“民心如实炮，捻一燃则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则流液遍地”。御史邹应龙上疏指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政以贿成，官以贿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己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9]。(www.xing528.com)
在这种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时代，仁人志士都以各自的立场、方式对传统与现实进行反思、批判，寻找出路。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了张居正的经济和行政改革。尽管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却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同时，张居正的改革虽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但民众并未获得实际的利益，相反的是利益受到损害。而李贽的哲学思想亦是“思变”的产物，亦以“救国救民”、“寻找出路”为宗旨。但是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李贽，他们所开出的“药方”都未能救得了垂死挣扎、病入膏肓的明王朝，张居正死后遇到清算，而李贽最终死在诏狱。李贽死后仅42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朝灭亡。
【注释】
[1]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0～341页。
[2]参见张建业：《李贽论——代前言》，载《李贽全集注》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3]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然《凤池林李宗谱》所记“洪武十七年”这个时间应该是错的。林弩出生时间《清源林李宗谱》记载甚详，是1347年，即元顺帝至正七年，而洪武十七年则是1384年，此时林弩应是37岁，而南方习惯以虚岁记，故应是38岁。但无论如何都与“行年三十”不合。而《荣山李氏族谱》记载则是“洪武九年”即1376年，其虚岁却与“行年三十”正好吻合，故在时间上应是“洪武九年”。
[4]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0～341页。
[5]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6]参见张建业：《李贽论——代前言》，载《李贽全集注》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7]参见许苏民：《李贽评传》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
[8]参见许苏民：《李贽评传》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9]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二十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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