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了，凡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的人们，重新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肯定。陈景润不再被当作“白专典型”，而是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典型”，国家要给他及其他科学工作者非常宽敞舒服的房子住。
1978年，在数学理论和应用上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的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华罗庚、陈景润、陈德泉（从左至右）
华罗庚、陈景润和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左起）
可是景润却仍然要住回他的那间小房间，不想搬进那高级的房子。他认为在中国许多为自己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他们多数家中人口又多，而他自己又是孤身寡人，没有理由要住这么好又大的房子，他把房子给其他比他还需要的人。他说等大家都有好房子住了，他才来住好房子。你说他的想法是否可爱和可敬？（希望你不会说这是愚蠢的想法！他看问题倒是看得清楚。）
正当社会上刮起“物质享受”的歪风时，景润却仍然是那个景润，不向国家要什么“电视机票”等等，他什么票也不拿。他不要凭借人民给他的地位搞什么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和一些忠心耿耿于科研工作、物质生活条件仍差的科学家们一样，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的舒适问题撇在一边。在我看来他的确是“白专”——“白”是“一身洁白照人间”，“专”是“专心科研为国家”。
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了解他，你会喜欢这样的人，他不会油腔滑调，弄虚作假，是一个说老实话、正直的人。我听到一位外国新闻工作者讲有关他在美国的故事：《纽约时报》派一个华人记者去访问在普林斯顿的陈景润，这记者用英文讲话，人们以为他不会中文。陪同景润的还有一位中国官员，景润用英文讲感谢许多人在促进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的工作，也感谢普林斯顿研究所给他们提供这样好的生活条件，研究所的办公室这么大，一个人一间，住的房子这么大，在国内研究院的条件还是较差，六七个人挤一间小办公室工作，四五个人睡一间房间。这时在景润旁边的官员就打断景润的话，用中文说：“一个人一个房间。”要纠正他的讲话。这官员可能思想传统较爱面子，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其实在国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差，外国人对中国科研工作者尊敬，是因为他们在物质条件差的情况下还能艰苦做出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有识之士不会讥笑中国人这方面的穷困。可是有些中国人为了爱面子却弄虚作假，难免给人瞧不起说是幼稚。
景润却是就事论事，没有修正他的讲话。而这时美国记者却用纯正的北京话发问，不再用英文。那官员发现记者会讲会听中文，反而吓了一跳。
由于十多年中国科学受到干扰导致许多科研工作停顿，致使中国的科技和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许多科学工作者也像景润那样争分夺秒工作，不只要把自己的业务做好，也要带领一些年轻人做研究，栽培接班人，想方设法地把科技搞上去。(www.xing528.com)
然而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对许多人的影响还是那么大，有些人“学而优则仕”、“仕而后特权”、“特权久而腐化”，而一些歪风的泛滥，对一些青年人更起着腐蚀的作用。景润不是埋头自己的数学世界，看不到这种现象，他担心地对一些青年说：“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不要整天想到入党做官。一个人不能专心在科研上，他是很难取得成绩做出贡献的。这会对不起人民。”
我了解景润，而且喜欢他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弱点，由于长年专心于数论，他的知识面不广，可能做一些事在一些人看来很窝囊。他把数学当作生命，因此对其他生活小节就不注意，心不在焉，恍恍惚惚。我不希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宣传他的奇谈怪事，这对年轻人会起不良的影响；也不要为了强调数学的应用价值，不符合事实地把他证明的“1＋2定理”硬说是已在尖端的物理上有应用，做不科学的宣传，这对要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建立国家的威望是有害无益的。
景润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不是什么“科学怪人”。我记得在1979年初，据说是十年来普林斯顿最寒冷的一天去看他的。傍晚，我和妻子要离开，景润想要送我们出研究所到市区搭车，我坚决拒绝，他要来回走这段漫长的雪路，又是这么冷，他的身体又不怎么好，万一冷坏生病可不行。他看我坚持就只好陪我走一段路，路两旁堆积白皑皑的雪堆，他想到了自己的国土，他说：“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雪多好！我们的农业将能得到更大的丰收，我们有许多地方还是很干旱，急需要水。”
后来我乘“灰狗”快车，奔驰在广袤的加拿大林海雪原上，看到窗外许多在严寒的北美雪地上伫立的松杉，我就像看到向我招手的景润。我想到他的过去、想到翻身后的景润不以自己过去所受的委屈而伸手要国家酬劳，这使我想起了一位曾遭迫害的正直诗人的诗：“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心潮澎湃，心有感触在车上写了这样的一首诗送给景润：“蜩蚯纷扰蛇鼠窜，寡廉宵小苟蝇钻；群妖盛气中宵舞，壮士断腕黔黎苦。周公吐哺撑天堕，中流砥柱挡汪澜，天公有情惊衰老，哀鸿遍野意沉消。苍天亦悲降霖雨，风卷阳霾露朝晖，自古疾风知劲草，尔今板荡识英雄。恩怨委屈俱忘怀，雄关漫道从头越，待到四化实现日，毋忘奠酒慰英魂。”
后来给他的信中，我对他在送我走时讲的话“我们会开夜车苦干，而外国人会跳舞”提出异议，这是不了解外国人，而且那样的讲话也不科学。
外国人中有许多热爱工作的人，他们苦干的精神不输于中国人，但是他们却懂得怎样工作，怎样休息，劳逸结合得好，结果效率反而增高。爱因斯坦懂得用拉小提琴、读小说、驾帆船来使自己疲倦的脑袋休息。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钱三强的老师，法国的原子弹之父）工作之余喜欢钓鱼沉思，并阅读与他本行无关的社会政治文章。就拿美国著名的写二百多本科学普及读物、科学幻想小说的阿西莫夫（I．Asimov）博士来说，他每天在打字机前工作十多小时，进行大量创作，但他还很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且有机会时他也喜欢旅行放松自己。
景润那种埋头苦干，像苦行僧那样的做法是不能使身体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而使生活多彩些，就能使精神更活泼，更能做出好成绩。
在法国期间，我有一次周末，把这个苦行僧景润和他的小苦行僧小丁拉出来进巴黎看“先贤祠”，看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及她当穷学生时在图书馆读书的地方，带他们看著名的“彭皮杜文化中心”，让他们认识到法国是怎样尊重有功于人民的人及怎样对普及文化提高人民知识水平的重视。刚好在“文化中心”那里展示了许多1979年法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民生活的照片，景润很有兴趣地看。我指着一张1979年5月拍的在昆明公园男女青年跳舞的照片，笑着对他说：“景润你已经变成保守派，你的思想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他害羞得赶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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