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力争，陈景润突围

1979年9月30日，我和许多旅法华侨坐在“互助之家”的大厅观看回顾中国这百年来历史的纪录片：《光明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了陈景润的一些事迹，如他怎样辛勤地在图书馆读书和展示他写的数学论文手稿等，把他比喻成科学园地里一只辛勤的蜜蜂。

纪录片里的陈景润

陈景润和王元、杨乐、张广厚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

在10月1日的下午，我和许多法国数学工作者及大学生在著名的庞加莱研究所听景润的工作报告。随他同来的研究生小丁在黑板上抄写一些英文句子、定理、符号公式，景润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感谢你们的邀请，我能来这里介绍我的工作，感到很高兴。我的英文不好，讲错了请你们原谅。”

大家对景润的坦白很是感动，虽然他的声音微弱，但整个演讲厅鸦雀无声，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许多人早从法文读物知道景润过去的一些遭遇，对于他不能很好地大声讲话完全理解。

当我坐在那里一面听他讲，一面看手中分到的讲稿摘要，我的思绪却没有停留在这些复杂深奥的公式上，而是飞到过去的日子，我回想了他过去的经历。

脑海突然浮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德国纳粹，领导反法西斯的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的一句话：“困难，对于有个性的人，特别有吸引力。一个有个性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他自己。”是的，景润就是个有个性的人物。

景润在1953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他当时为了解决一些著名的数学难题，为了不分心，没有注意他周围发生的事，很早就给人戴上“白专”的帽子。

厦门大学时的陈景润(www.xing528.com)

他的一些研究论文很受华罗庚的赏识，要把他从福建调到北京的数学研究所工作。可是那时又有政治运动，一些人以思想问题为由阻止他来到北京。后经华罗庚力争，景润才在1957年来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华罗庚搞的数论小组原本有许多学生，后来大部分党员出身的都转到应用数学去，当年全中国属于华的学生且还搞解析数论的只剩下王元（1952年大学毕业）和陈景润这两个人。在研究队伍中，他们可以说是孤军作战。

景润开始向数论一些著名难题进军，由于他专心于数学，不懂得处理自己的生活，在数学所是邋遢出名的人。他只管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其他什么事都不关心，在有政治运动时，他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于是一些以“政治”为重的人对于他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不满了。

在“文革”开始之前，他就在哥德巴赫问题上有一些突出的成果。（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拙著《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第5册里的“趣味的质数”一文。）可是在“文革”发生后，景润被批为“安钻迷”——安于高楼大厦（在研究所里），钻洋纸洋书（中国科技落后，新中国成立科技书不是翻译外文就是原本厚洋书），迷成名成家。于是对一个在数学上有贡献，其成就为中国带来荣誉的人，头上却被戴上了“白专”的帽子。

关心他的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被一些公然违抗周总理指示的红卫兵抄家，而且还被揪斗，有些人还想出这样的毒招：要学生出来斗老师，逼迫这个曾被华罗庚栽培的景润在数千人的大会上斗华罗庚。景润假装肚痛躲进厕所，然后乘人不备跑走，不想批斗自己的老师。可是他能躲到哪里去呢？他靠在篮球场的架子下，耳朵听到上面扩音机传来的声音：“陈景润逃跑了，把陈景润捉回来！把陈景润捉回来！”他眼泪不断流了下来……

华罗庚被斗的消息还好被周恩来总理及早发现（事实上当时南斯拉夫的记者把这消息传到全世界，周恩来从外国新闻中知道此事），毛主席及周总理马上出面保护他，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没有受到更多的凌辱折磨。

景润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被人辱骂为“白痴”“社会主义社会的寄生虫”，受到种种的折磨和凌辱。他本来不健康的身体这时更坏了，可是他还是想学习和研究。不能搞数学，他拿起《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来学英文，可是不久这本书也被人夺走不让他读。

有一次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人们发现陈景润突然间有进步，不断地手写人们批判他的话，全神贯注。有些人还说陈景润已受教育了。可是人们后来发现，景润写的全是不好懂的数学符号和公式，原来在斗他时，他想到数学问题（忘记了就是因为研究数学他才遭殃），聚精会神地想和算，忘记了当时人们是在批判他。批判他的人看到这种样子真是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