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楚宣王二十年。魏惠王二十年（晋悼公十九年）。韩昭侯十三年。赵成侯二十五年（卒）。齐威王八年。燕文公十二年。鲁康公五年。卫成侯二十二年。越王无颛十一年。中山桓公五十三年（卒）。
魏惠侯与齐、赵和解，获得喘息。今年怒而伐秦，一举收复魏地安邑（今山西夏县）、少梁（今陕西韩城），进围秦地定阳（今陕西延安）。
秦孝公发现魏势复振，在彤邑（今陕西华县）会见魏惠侯，与魏罢兵。
齐威王不愿魏势复振，准备再次伐魏。
淳于髡进谏：“韩子卢是天下最快的猎狗，东郭逡是天下最狡的兔子。韩子卢追逐东郭逡，绕山三圈，翻山五座，结果一起累死。有个农夫路过，毫不费力捡了便宜。如今齐、魏久战，必将国疲民贫，成为韩子卢、东郭逡。秦、楚必将毫不费力捡到便宜，成为那个农夫！”
商鞅献策秦孝公：“主公变法十年，业已大成，诸侯再也不敢轻视秦国。但是主公想要战胜诸侯，尚须废除井田制，扩大亩制，穷尽地力，竭尽民力。”
秦孝公问：“为何必须如此？”
商鞅说：“古人种地，使用人耕，耕锄之具又是木器，而且水利不兴，亩制宜小，所以周制以百步为亩，百亩一夫。今人种地，改用牛耕，耕锄之具改用铁器，而且水利大兴，亩制宜大，所以秦制应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一夫。”
秦孝公问：“为何扩大一倍有余？”
商鞅说：“春秋末年，晋国最强，乃因六卿无不废除井田制，实行新亩制。但是六卿的新亩制各有不同，因而其后兴亡不同。”
秦孝公说：“愿闻其详。”
商鞅说：“当年吴王阖闾曾问孙武：‘晋国六卿，谁先灭亡？’孙武说：‘范氏、中行氏先亡，知氏次之，韩氏、魏氏又次之，赵氏最后。’吴王阖闾问其理由。孙武说：‘范氏、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五卿虽然亩制渐大，但是均未尽其民力，又把什一税增为伍一税，因而百姓贫穷，公室富有，君主骄矜，群臣奢靡，养士众多，尚功好战，必将依次而亡。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制最大，尽其民力，又不改什一税，因而百姓富有，公室贫穷，君主节俭，群臣收敛，养士甚少，藏富于民，必将国家强固。’后来果如孙武预言，范氏、中行氏先亡，知氏次之。”
秦孝公说：“但是如今并非亩制最大、税赋最轻的赵国最强，而是亩制次大、税赋最重的魏国最强。秦国为何不仿效魏国亩制，反而仿效赵国亩制？”
商鞅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尽管亩制次大，税赋最重，但是穷尽地力，竭尽民力，亩产高于赵国。魏民交纳税赋以后，所获仍然多于赵民，因此魏国暂时比赵国富强。赵国没有变法，虽然亩制最大，税赋最轻，但是未尽地力，未竭民力，亩产低于魏国。赵民交纳税赋以后，所获仍然少于魏民，因此暂时没有魏国富强，不过仍比亩制、税赋与魏相同的韩国富强。赵国一旦出现明君贤相，实行变法，必将比魏国更为富强，魏、韩仍将先赵而亡。所以主公应该仿效赵国亩制。”
秦孝公心悦诚服，下令废除井田制，采用新亩制，开通阡陌，划定田界。把秦国所有乡邑，合并为三十一县。确立郡县制，本土设县，拓土设郡。宗室贵族不再成为裂土之封君，只能拥有食税之爵秩。县令、郡守、封邑长官，均由国君任命。
商鞅又说：“为了避免宗室贵族阻挠亩制、官制改革，同时为了便于东进中原，主公不如放弃先君的临时国都栎阳，但也不能重新西迁旧都雍城，可把国都东迁至渭城。”
秦孝公听从其言，在渭城修建城墙和宫殿。
赵成侯赵种死了，在位二十五年（前374—前350）。赵成侯与魏争强失败，导致邯郸被魏攻陷，尽管去年魏惠侯迫于齐、楚压力而主动归还，今年仍然忧愤而死。
太子赵语继位，即赵肃侯。
赵肃侯继承父志，誓报魏惠侯伐赵破都之仇。
大成午继续相赵。
中山桓公魏挚死了，在位五十三年（前402—前350）。
太子继位，即中山成公，魏属中山第二代国君。
魏惠侯遣使前往灵寿，吊唁叔父之死，祝贺堂弟继位。
中山是魏之属国，并非周封诸侯，天下诸侯不吊不贺。
宋桓侯问策戴剔成：“如今魏国由盛转衰，秦、齐变法崛起。天下局势，已从魏、楚争霸，变成魏、齐、楚、秦争霸。宋国夹在四强之间，如何自保？”(www.xing528.com)
戴剔成说：“若要自保，唯有富国强兵。若要富国强兵，唯有变法。当今诸侯变法，秦国最为成功。主公若想变法，唯有效法秦国。”
宋桓侯问：“如何效法秦国？”
戴剔成说：“魏、楚、秦、齐、韩无不变法，秦国之所以变法最为成功，主要原因是罢黜儒者，重用墨者，所以田襄子死后，墨家由宋移秦。主公效法秦国，也应贬黜儒者，重用墨者。”
宋桓侯说：“诸侯竞相变法，乃是为了争霸。寡人不想争霸，所以不愿变法。不过相国言之有理，如今天下争霸，儒者无用，墨者有用。其实寡人当初重儒崇孝，仅为暗示戴驩不忠。如今戴驩已死，寡人决定不再兼用儒墨，改为罢黜儒者，重用墨者。希望墨家总部重回宋国，使诸侯不敢伐宋。”
戴剔成大喜，罢免儒者郑缓，重用墨者惠盎、郑翟，又礼聘惠盎之弟惠施。
惠施三十一岁，贤名更著，仍然拒绝出仕。
郑缓当初让弟弟郑翟学墨，意在左右逢源，如今事到临头，难以接受罢黜，愤而自杀。
曹商去年转师裘氏学儒，今年宋桓侯黜儒，郑缓自杀，大受打击。
庄周二十岁，苏秦生于东周国都洛阳郊外，慎到生于赵国，兒说生于宋国，詹何生于楚国，田骈生于齐国。
庄周成丁，协助庄全经营荆园。
庄周问子綦：“宋桓侯亲政之初兼重儒墨，如今为何改为黜儒重墨？”
子綦说：“儒家保守，墨家进取。宋桓侯亲政之初，恪守《归藏》泰道，只想保国安民，不愿卷入诸侯混战，以守为主，所以兼用儒墨。如今宋桓侯信任戴剔成，戴剔成信奉《周易》否术，不断卷入诸侯混战，转守为攻，所以改为黜儒重墨。宋国未来，其祸非小。”
庄周问：“弟子尚有一事不明。夫子曾说，孔子死后，子夏携带《归藏》、《周易》至魏，为魏文侯师，所以魏文侯尚知崇尚《归藏》泰道，魏武侯才转而信奉《周易》否术，那么孔子、子夏是否并不完全否定《归藏》泰道？”
子綦说：“是的。周文王演《周易》，既把《归藏》首坤次乾，改成《周易》首乾次坤，又保留泰、否卦名，就是以否术为主，以泰道为辅，既知天尊地卑仅为天地表象，又知天柔地刚乃是天地本质。孔子推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是以否术为主，以泰道为辅，既主张君尊臣卑，也主张君柔臣刚，只不过把君柔臣刚转述为君仁臣忠而已。孔子之徒所撰《礼记》，仍有泰道残迹。《礼记·乐记》所言：‘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正是阐释泰道。天质为坤，坤气为阴，阴气下行，所以说‘天气下降’。地质为乾，乾气为阳，阳气上行，所以说‘地气上齐’。天之阴气下行，地之阳气上行，所以说‘阴阳相摩，天地相荡’。泰道造化万物，所以说‘百化兴焉’。”
庄周说：“《礼记》仅仅褒扬泰道，却不贬斥否术。《文子》不仅褒扬泰道，而且贬斥否术。《文子·上德》所言：‘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齐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乃是褒扬泰道。《文子·上德》所言：‘天气不下，地气不上；阴阳不通，万物不昌；小人得势，君子消亡，五谷不植，道德内藏。’乃是贬斥否术。”
子綦笑了：“正是。《归藏》、《老子》、《文子》，都是褒扬泰道，贬斥否术。《周易》、《易传》、《礼记》，都是否术为主，泰道为辅。孔子死后，孔子之徒教化天下，于是天下君主大多否术为主，泰道为辅。魏文侯师从子夏，正是否术为主，泰道为辅。子夏死后，子夏之徒教化天下，于是天下君主大多抛弃泰道，专用否术。魏武侯师从子夏之徒，正是抛弃泰道，专用否术。”
庄周问：“子夏之徒，为何异于孔子之徒？”
子綦说：“儒门尽管未悟天道，但是孔子之徒多为君子儒，子夏之徒多为小人儒。孔子晚年，已经发现子夏有小人儒的倾向，所以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如今子夏之徒遍布天下，多为吴起、商鞅那样专用否术的小人儒，鲜有田子方、段干木那样崇尚泰道的君子儒。”
庄周问：“田子方、段干木如何崇尚泰道？”
子綦说：“我讲个故事，你就会明白。”——
魏武侯魏击还是太子之时，乘车出行，遇见田子方，于是下车行礼。
田子方没有还礼。
魏击不悦：“究竟是富贵者可以骄人，还是贫贱者可以骄人？”
田子方说：“贫贱者可以骄人，富贵者不可以骄人。诸侯骄人，就会灭国。大夫骄人，就会亡家。至于贫贱者，其行不合于君，其言不用于君，可以移居楚国、越国，如同解脱上吊之绳，何必与富贵者一样以礼下人？”
魏击大怒而去。
庄周说：“如此看来，从伏羲到《归藏》，君、臣大都尊崇泰道，贬斥否术。从西周到东周，君、臣大都否术为主，泰道为辅。从春秋到战国，君、臣大都抛弃泰道，强化否术。君、臣为何如此同步？”
子綦说：“因为君、臣互动，互相推助，因果循环。君主即位以前，必须从师学道，学习显学，这是臣子影响君主。君主即位以后，必定以显学治理国家，这是君主影响臣子。西周以降，天下显学渐变，君、臣也随之渐变，于是互相推助，因果循环。战国以来，儒墨成为两大显学，虽然主张相反，但都抛弃泰道，强化否术。天下诸侯尊奉儒墨，于是泰道日隐，否术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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