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图像集解》：《易数钩隐图》作者原委

《正统道藏》洞玄部灵图类“云”字号载《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均题“三衢刘牧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纳兰成德、徐乾学等将二书自《道藏》中录出，刊入《通志堂经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库馆臣又将二书自《通志堂经解》著录入《四库全书》。

王安石《尚书屯田郎刘君墓志铭》称刘牧字先之，学《春秋》于孙明复，与石介为友、“有功刺衢州，葬在西安”，并不言及其有什么易学著作。郑樵《通志》记刘牧《钩隐图》三卷，记《先儒遗事》一卷，注其作者：“刘牧，一作陈纯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新注周易十一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有诏奖之。田况为之序。又有钩隐图三卷，皆易之数也，凡四十八图，并遗事，有欧阳永叔序，而文殊不类。”冯椅《厚斋易学》引《中兴馆阁书目》：“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易数钩隐图一卷，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两仪以下，至于河图，凡六十四位，点之成图，于图下各释其义。”俞琰《读易举要》：“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衢之西安人。……文正亦数称先生，勉以实学，因得从学于泰山之门。……及文正抚河东，举先生可治剧，于是为兖州观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又谓：“先生又受易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坚本于种放，实与康节同所自出。其门人则吴秘、黄黎献也。秘上其书于朝，黎献序之，卦德通论一卷、钩隐图三卷、先儒遗论九事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谓“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

凡此数说，一谓刘牧字长民，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一谓刘牧字先之，三衢人，官至屯田郎中；一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一谓刘牧“或有两字”；一谓刘牧但学《春秋》于孙复，不言及其有易学著作；一谓刘牧“从学于泰山之门”，又“受易学于范谔昌”，孰说为是？刘牧果彭城人耶，抑三衢人耶？刘长民与刘先之，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先儒遗事》一卷果刘牧作耶，抑陈纯臣作耶？此皆当考。

一般按《宋元学案》推三衢刘牧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宋元学案》言范仲淹“抚河东”举三衢刘牧“可治剧”，时当1041年，富弼“以枢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机宜文字”，时当1044年。三衢刘牧从孙复学《春秋》，在范仲淹、富弼“皆言（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宋史》）之时，而三衢刘牧与长自己六岁之石介（1005—1045）为友，其时亦在范仲淹举荐其“为兖州观察推官”之前。按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所记，宋咸著《王刘易辨》二卷，“康定元年自序易辨曰：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尽刑文王，直用己意代之。业刘者实繁，谓刘可专门，王可焚窜。咸闻骇之，摘乾坤二卦中王、刘义及钩隐图以辨之也。”又记：“刘牧周易解十二卷，又撰卦德通论一卷，又撰钩隐图一卷。按，晁氏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田况为序，又曰钩隐图五十四图，并遗事九，欧公序，其文不类。”宋咸著《王刘易辨》与吴秘献刘牧之书于朝廷，其时在1040年至1042年之间，如果《钩隐图》之作者是师事孙复之三衢刘牧，其时当三十岁左右而健在人世，宋咸不当有“近世刘牧”之说，亦不可能有不亲自献书于朝廷而受诏奖，由弟子代献其书于朝廷而受奖之事。以此则知吴秘不可能是三衢刘牧之弟子。李觏（1009—1059）《删定易图序论》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十五首，观之则甚重复。……乃删其图而存之者三焉：所谓河图也，洛书也，八卦也。……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颇增多诞谩。”从李觏“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之说分析，可知“仁宗时言易者皆宗之”之说为事实，一部易学著作能产生如此影响，非经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时间而不能如此。又范仲淹举荐李觏在举荐三衢刘牧之后，时当皇佑二年（1050年），其时三衢刘牧四十岁而健在人世，倘《钩隐图》为其所著，则不应有如同李觏所见一为“易图五十五首”和“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颇增多诞谩”之两种版本，而李觏亦不至于有“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之说和删定《钩隐图》之举。又为其师书作“序”之黄黎献和献其师书于朝廷之吴秘，二人各因刘牧之易学著作而有所著述，“吴秘又撰《周易通神》一卷，凡三十四篇，注云所以释钩隐。黄黎献受之于牧，秘受之于黎献，久之无传，因作通神以奏之”“《周易略例》一卷，本朝黄黎献撰。黎献学易于刘牧，采摭其纲宗以为略例。一本总之《周易略例》，以通神为第十四卷，略例为第十五卷。此为牧之学者集而为一书也。黎献又以学易于牧，笔其隐诀目为室中之记一卷，题室中记师隐诀”（冯椅《厚斋易学》），由此“久之无传”“笔其隐诀”云云，则知其时彭城刘牧已经离世多年，亦知黄黎献、吴秘二人不可能是三衢刘牧之弟子。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钩隐图》“皇朝刘长民撰”，冯椅所引《中兴馆阁书目》谓“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宋末俞琰《读易举要》谓“太常博士彭城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由此则知仁宗时，《钩隐图》有一卷本和经黄黎献为序之二卷本，学者均谓其作者是彭城刘长民，而不是三衢刘先之。而今见于《道藏》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三卷本，乃是南宋“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公序。文浅俚，决非欧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俞琰《读易举要》）。三衢刘牧乃刘敏士之伯祖，如《易数钩隐图》果为其所作，则以吴秘恐“久之无传”而于1042年献其师书于朝廷之事分析之，至少前十几年而三衢刘牧有是书之作，则三衢刘牧不到二十岁时即有《钩隐图》刻本问世，而又收有弟子，此则有疑。欧阳修（1007—1072）长三衢刘牧四岁，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当其尚无成就功名之时似不可能为《易数钩隐图》制序。俞琰又曰：“按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名复而已。牧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王安石能为三衢刘牧作《墓志铭》，则必是知其人其学者，但谓其“屯田郎中”而不称为“太常博士”，则深知其官有文武之别；于六经之中但言其学《春秋》，舍其多部深有影响之易学著作而不言，则无是理。实则身为神宗宰辅且通易学之王安石，并非撰文有漏，实在是明了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并非一人。是南宋三衢刘敏士误将《易数钩隐图》认作其伯祖之作，从而拟伪序而刻之。江南偏安，浙江之人又好藏书，至明英宗十年结集《正统道藏》时，已不见有黄黎献为序之《钩隐图》刻本，从而将刘敏士刻本辑人，于是有《道藏》本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传世。(www.xing528.com)

综上所考，北宋时当有二刘牧，一为字长民彭城人官太常博士之刘牧，一为字先之三衢人官屯田郎中之刘牧。而《易数钩隐图》（主要内容）当为北宋初彭城刘牧之作，并非北宋中三衢刘牧之作。叶适《习学记言》：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杨休”，以此知北宋初确有一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者似为此人。

《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本名《先儒遗事》，此书是否出于彭城刘牧，亦需考证。所列《太皞氏授龙马负图第一》《辨阴阳卦第五》《复见天地之心第六》，乃《易数钩隐图》中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三》《七日来复第四十六》。

此为刘牧《钩隐图》之图，刘牧无易其图名再出而谓其为“先儒遗事”之理。其《八卦变六十四卦第四》乃京房八宫世系卦变图，并非“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遗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大衍之数五十第三》乃本郑玄《月令疏》之说而画，亦非“先儒之所未及”，《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乃是内准《说卦》八卦方位外列十二月卦之图，其图说则与《道藏·周易图》中范谔昌之《四象八卦图》图说相同，亦非“先儒之所未及”，《阴阳律吕图第九》乃是本汉代三分损益说所出之图，《卦终未济第七》为黑白点之图，《蓍数揲法第八》为明《系辞》揲蓍说之图。由此可知，是书所列九图是本“先儒遗事”所作，以其中采有《易数钩隐图》三幅图来看，即知是书当出彭城刘牧之后。郑樵谓其作者“一作陈纯臣”，则明南宋时已有人知此书不出刘牧。谓其为“先儒遗事”而属之刘牧作，则因有刘牧之图而不通；谓其为《易数钩隐图》之“遗论”，则因有重复之图而不通。是书即不出彭城刘牧，则出于陈纯臣为可能（亦有可能出于三衢刘牧，故刘敏士合《钩隐图》而刻之）。而三衢刘牧又很可能是范谔昌一枝传于南方（邵伯温《易学辨惑》之说）之弟子，彭城刘牧与穆修为同时人，当不是范谔昌之弟子。冯椅《厚斋易学》：“刘牧之学授之吴秘，秘授扬庭，虽不及黄黎献，而要是牧之源流不疑。”郑夬字扬庭，江东人，皇佑中登进士第。依邵伯温《易学辨惑》述其往见邵雍求学不得及窃王豫书之事，则知其与三衢刘牧、百原邵雍为同时人。既言其为吴秘弟子，则必不是三衢刘牧之再传弟子。

有关八卦之画，《易数钩隐图》前卷上有一说（自太极生来说），卷下又有一说（则河图生八卦说），而《遗论九事》又有二说（生数极成数“遂定八卦之象”说，范谔昌之三画为坎兑离震，余画为乾坤巽艮之“成数除画”说），倘二书皆为一刘牧所撰，不应有此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