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中最核心、最深层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22]儒家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厚悠长,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观念贯穿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进程,逐步凝结成我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精髓。
(一)“顺天”因时制宜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天”有自己的不为人们控制的运行发展规律,因此,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按照“天”的运行发展规律,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儒家经典《易经》有大量“顺天”的记载,反映了儒家最根本的自然观。《周易·乾卦》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3],认为“大人”的德行必须与天地之德相一致。《周易·坤卦》记载,“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24]。认为世间万物的生长,必须顺应天道。《周易·序卦》中记载,“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万物统一于自然。《周易·益卦·彖传》记载,“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只有把握现实脉搏、跟上时代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5]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把“天”看作一种客观事物,它的运行发展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强调了四季变换、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孔子曾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6],主要反映了古人把“仁爱”原则扩展到禽兽、天地、自然万物的关系,告诫人们在取用自然资源时要坚持适度原则,要常怀有珍惜爱护之心的生态观念。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认为天不下雨,禾苗干旱;天下雨则使禾苗欣欣向荣,这都是自然现象,我们不能控制。接着,孟子又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告诫人们不耽误农作物的耕种时节。荀子也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发展、社会发展有其自然的、特定的规律。荀子还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认识到,动植物有其生长发育的规律和过程,人类向自然索取要有度,当自然界的动植物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时,必须实行“时禁”。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27]认为人和天地可以相互感应,二者同在一体,为此,告诫人应该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万物。总之,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天地的运行规律和人事法则有一致性,阴阳、刚柔、强弱在不断变化,人应该顺应这种变化,合理利用自然,主张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和谐共生。
(二)“尽心知性”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尽心知性”的修身思想始于孔子。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8]初步涉及心性的基本问题。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论述,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9]孟子认为,心性和天道是相通的,能尽人的本心就能洞悉人的本性,洞悉了人的本性就洞悉了宇宙自然客观规律的存在。孟子所讲的“尽心”是尽人先天的诚心、仁心、道德心,也称之为人的“仁义礼智”之心。只有内心真诚的人,才能明确此心之仁德,进而将仁善之心推己及人,化为道德实践。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真正做到“尽心”,进而能“知性知天”,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宋明时期,程颐和朱熹开启了宋明理学,提出“天理”是世界的本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30]。程颢指出人与自然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爱护自然万物就是爱护自己本身。程颐以“理”解“气”,他说:“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31]指出天理孕育出了世间万物,人与世间万物各自完成着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谐运转。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的生态观,他认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32]意思是心是人的主宰,是人之灵明所在,心具众理,这里的理即天地自然客观,是自然本体,能够理顺天下万事。(www.xing528.com)
近现代时期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唐君毅等人也有相关的论述。熊十力先生在《新唯实论》一书中指出,“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33],认为人的“仁心”乃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所在,是人的“本”与“根”。他将人心分为“本心”(人的仁善之心)与“习心”(人心萌发的外在欲望),他认为“本心”自然真诚,“习心”功利现实,人的“本心”容易被“习心”所蒙蔽,所以,提倡通过修养“自识本心”,进而“尽心知性”。唐君毅先生十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超越,认为“尽心知性”就是人的道德的自我超越,在道德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人能实现“尽心知性”。
(三)朴素节俭思想
朴素节俭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儒生经济生活的重要道德。儒家朴素节俭思想主要体现在重义轻利和知足而止的思想,提倡适度善用、节以修身的个人思想和薄敛惠民、俭以富国的治国思想三个方面。
儒家学者普遍承认欲望的存在,并且针对个人欲望提出要克己复礼来纠正。孔子认为追逐利益就是欲的体现,于是,他主张“欲而不贪”,认为满足欲望无可厚非,但是发展至贪欲就非君子所为,因此,要遵循礼义来规制欲望。孔子自身非常节制,反对浪费,他非常赞赏弟子颜回生活节俭。他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孟子将欲望区分为普通欲望和贪欲,他认为,贪欲对人影响最坏,人受贪欲控制就会置仁义于不顾,只顾私利,进而丧失人格。孟子认为,想要成为“大丈夫”,就必须有勤劳俭朴的生活方式,要用淡然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清贫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是一种磨炼,一种浴火重生。孟子还说“俭者不夺人”,即节省的人不侵夺、抢占别人的财产。荀子认为个人出生时就伴有各种欲望,故曰:“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在他看来,这五种欲望是人之本性。如果这些欲望得不到控制,就会引发混乱。过度纵欲会导致罪恶,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对欲望加以引导和节制,故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意思是所以,为了避免社会的动乱,才试图通过“礼义”制度来规范不同人的言行和欲望,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如果“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意思是如果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滥用、浪费,最后不仅不能实现富国的目标,还会导致国家的毁灭。荀子提出要“重己役物”,告诫人们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重视自己内心的修养,不被外界的事物所控制、支配,那么,即便是勤俭节约的物质生活也能让人身心愉悦。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大力呼吁节制甚至克服人的欲望,以实现万物共存,和谐共生。人类应该遵循“天理”之法则,不能逾越“天理”之界限去破坏世间万物的生态平衡。他还提倡“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适度的消费观和生态观。
儒家还把节俭思想引入治国领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百姓生产、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此,儒家学者都提出了加强生产、恢复井田、节用民力和民财、减少税赋等一系列措施以惠民富民,从而保障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孔子也将节制贪欲、生活俭朴列入从政者的五种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培养君子人格,希望人通过自讼自省、自戒自约等自律方法战胜本身贪欲为主的欲望,贯彻节俭的生活方式。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他指出要清心寡欲,也要使用适当的方式来节制自己的欲望,节俭是富民的重要手段之一,奢侈浪费会导致国家灭亡。孟子提出,“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意思是说,对人恭敬之人就不会侮辱别人,行事节俭之人就不会欺凌侵夺他人。孟子反对统治者对国内民众征收严重赋税,反对行霸权、攻伐他国掠夺财物,也反对统治者过奢侈享乐的生活。孟子提倡过节俭生活,克制贪欲,要求统治者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管理的出发点,认为“与民同乐”才是统治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荀子认为,勤俭节约能够使统治者财源滚滚,能够得到民众的爱戴和敬重。荀子提出“节用裕民”的主张,“节用”是指节俭国家用度,“裕民”是指国家没有过重赋敛使人民收成后还有节余,从而藏富于民。荀子认为,通过节俭实现富国富民有三条途径:一是节用裕民,二是裕民以政,三是开源节流。荀子已经看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生产者,他从民富则国富的角度提出治理国家者必须重视开源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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