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演化：动力机制

人类文明演化的动力机制何在？有人认为，地理环境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因素；有人认为，政治集权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的决定因素；有人认为，灌溉水利工程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因素；有人认为，宗教信仰的形成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决定因素；等等。这些回答都是人类对自身文明发展进行反思和关照的结果。我们认为，无论是思考人类文明的产生还是思考人类文明的结构，都要面对人类文明何以形成和何以成长的问题，因此，思考人类文明的动力机制是解开人类文明的密匙。

（一）西方思想史上学者对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众说纷纭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人类文明的核心不是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而是文化，亦即宗教，因此，一个民族的文明兴衰存亡不是由这个民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这个民族的文化力量或以宗教为核心的精神力量来决定的。据此，他将世界划分为五大文明，即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大乘佛教的远东文明。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是一个从产生、发展、衰落到解体的演变过程，而演变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人类面对自身发展挑战和人为环境挑战的成功应战，但不是任何挑战都能激起人类的应战，也不是每一种应战都能成功。换句话说，文明的产生理应是对适度挑战的成功应战，文明的发展应当是挑战—应战—达到平衡—出现新的挑战—应战—达到平衡—出现新的挑战……不断重复的、有节奏的循序发展进程。文明的成长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文明的外部成长表现为主要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控制或征服，为军事征服其他地区的人民或地理疆域的扩张；文明的内部成长则表现为人的自觉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人的精神日益充盈和成长。维持挑战与应战之间的平衡就必须将二者保持恰当的张力。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进步主要看文明的内部成长，因此，他认定，衡量文明社会成长的标准是人类自身精神的进步、道德水平的提高。当然，汤因比所指的衡量标准“精神因素”还停留在杰出人物或少数英雄人物的精神气质和自觉能力上，还未上升到一个族类的群体意识，显然，这个衡量标准片面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局限性是明显的。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提出了文明的发展是文明内在要素的矛盾斗争的结果。他分析了近代欧洲不同国家的文明特质，以及欧洲整体的精神取向，认为自然环境对文明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不认同孟德斯鸠把自然环境看成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阻碍力的观点；他认为，圣西门把阶级斗争看作文明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仅分析政治斗争是不够的，是有局限性的。为了更准确探求文明成长的动力，基佐吸纳了赫尔德、萨维尼、吉本、孔多等人的思想，将人类文明具有持续发展趋向的思想运用于对文明进步与倒退的评判上，坚信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但又认为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能持续发展。他把不能持续发展的文明叫作单一性文明，这种文明因缺乏多种势力间的斗争导致没有内在张力，因而难逃早早夭亡的命运。另一种文明叫作多样性文明，这种文明因内部存在多种势力的斗争、相持与妥协，进而能够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基佐认为，文明内在要素的冲突与整合的合力是文明进步的动力机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他把近代欧洲文明作为最有发展前景的文明这一思路却是狭隘的。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是借助文明冲突来探讨的。他认为，文明是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域或宗教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其差异性是明显的，从人类进程来看，文明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因而，文明的冲突并不明显甚至不复存在。他又认为，从人类文明整体来看，要维持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持续，就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保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合作。由此可见，亨廷顿认为人类整体文明的延续取决于文化上的合作与沟通，不同文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对一定文化价值的认同。

（二）东方思想史上学者对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明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理性主义传统的扩张。他认为，理性主义的传统虽然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认识能力，但是，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对经济、科技、军事等的硬实力，而过多地使用硬实力去统治和征服其他人或其他存在物，势必会导致人与人的关系恶化，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当今西方文明的危机已经逐渐明了，主要体现为：第一，物质世界的丰富与精神世界的贫乏如影相随。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精神世界的贫乏^[12]。第二，技术的提高为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人类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必然加剧对自然的掠夺，从而导致各种环境公害。第三，战争与暴力频繁出现，利己主义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互相敌对。针对这种情况，池田大作提出，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必须用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和宗教力量的“软力”来代替“硬力”。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人们需要按照新的理性原则来生活才能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这种新理性需要汲取儒家伦理文化的精髓。他认为，孝道是维护社会家庭的核心元素，“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13]。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则提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法已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法正兴盛，必将取而代之，人类文明已面临着调整或转型。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这个“取代”不是消灭，而是站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相综合的思维方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髓，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阶段。21世纪是东方的文明时代，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以东方文明来展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前景，把动力机制归结为精神元素的嬗变，虽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但也难免有令人疑惑。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看成精神因素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窄化文明的定义。固执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来贬低其他文明或者统摄整个文明的发展路向的观点带有一种傲慢与偏见，同样，把东方文明看成疗救西方文明偏失的良方，并且看成人类未来唯一的文明形态的观点同样也带有许多情绪化。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是人类所创造的，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自然、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文明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能体现出不同区域的人们在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所固有的活力元素。

综上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西方文明而非整个文明的视角出发，带有对西方文明演化的合法性及其普适性进行辩护的倾向，而一些受到东方文化熏陶的学者则对同样的问题却有不同的价值立场。(www.xing528.com)

（三）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替的机制和规律

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规律和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尚无一种理论可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高度”^[14]。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结构和人的现实交往作为思考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思考人类的历史发展动力，之所以要立足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能理解它的各种关系以及结构，就能让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5]。正是站在对资本主义深刻分析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替的机制和规律。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大机器生产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6]。这种对立不仅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它还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首先，大机器破坏了自然，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本来应当与自然界形成全面的普遍联系：自然界不仅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还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另一方面人本来可以自由地对待自然界，懂得按照自身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7]然而，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并没有充分体现和发展二者这种普遍的、自由的联系，自然界被人抑制、简化了，被看成供养人的肉体存活的工具，人的贫乏导致了自然界的贫乏。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这种对抗状态，要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必须由无产阶级承担起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责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确定为历史的起点，把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矛盾看成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解答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的动力问题。也就是说，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因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就必须考虑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必然同自然和社会结成一定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都表现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重关系。”^[18]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因为，人们必须首先通过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的其他活动和其他关系。当然，生产力并不能直接决定全部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决定的只能是那些直接由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状况看作衡量不同文明阶段或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在《1857—1958年经济学手稿》中，依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形式的特点，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形态：把以起初完全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阶段或形态称之为第一大社会形态。在这个阶段或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人的依赖关系主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这种依赖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由于生产条件和人自身能力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天然状态，人更多的是顺从和适应既定的自然条件，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生产仅仅是用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从人与人的关系看，由于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上的依赖，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能是局部的、单一的、地域的、贫乏的。总之，直接的、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单一的、贫乏的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社会形态的根本特质。

马克思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并实现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阶段或形态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个阶段中，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19]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发生在资本主义中后期，这种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直接依赖的宗法血缘关系被打破了，人的交往开始打破地域的、血缘的限制，人的自由度得到了提高，人的活动空间、居留地点和生活地点都不再受阶层（或共同体）的束缚；人有自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人身不依附于自然，也不依附于他人，开始把自然界作为征服改造的对象，并最终把自然界改造成了服务于人的生存的现实世界，物的因素成为人的要素活跃起来的媒介或动力。但这种依赖关系最终会造成社会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体现为：一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二者除了为谋取财富而达成形式上的彼此认同外，彼此漠不关心，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成为市民社会铁的原则。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自然界被人践踏得千疮百孔，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二者的对立生产出片面畸形的人，“人的一切关系都局限于对物的占有关系中，社会关系中的属人性消失了，人的本质力量不能在外部对象中得到充分展现、发挥，更不用说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任何对象（包括人）只有成为私人的占有物才有意义；人仅仅是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人劳动仅仅为获取生活资料来维持肉体生存，劳动中自我的创造性消失”。这是物的依赖关系对个人发展的消极一面^[20]。

马克思把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成为共同的社会财富为基础并实现了人的自由性的社会阶段或形态称为第三大社会形态。马克思确定第三大社会形态的主题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最美妙、最理想、最瑰丽的社会，也是人类最高的发展阶段，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最完美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可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从个体素质的维度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要使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上达到很高水平，要塑造出具有丰富的、全面的、深刻的感受能力的人；二是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扬弃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隔绝、对抗敌视的生存境遇，并不是要剪断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联系，而是要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集体，每个人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其个性都能获得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社会发展的目标。虽然没有明确地谈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但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中得到重要启示。第一，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超越私有制条件下的大机器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式，人类历史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要面临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当这些关系发生变化时，文明形态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第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追求全面和谐的社会，人将生活在一种环境优美的生存环境中。第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最终要通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得以体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体验、获得这个社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