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境”（habitat）一词由美国Grinnell（1917）首先提出，是指未经开发或受人类干扰最小的生物或种群的栖息地。它是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完成其生命循环与进化的场所，是特定区域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既包括阳光、空气、水、无机盐等非生物因子，也包括食物、天敌等生物因子。生境是地球环境的特定区域，它不同于生态位，更多地强调生态因子的分布情况。比如原始森林与草原作为生境种类之一，其繁茂与退化决定着野生物种与药用植物物种的多寡。
自然界的演化过程表明，自然界的每一物种都有自身的目的，都在追求自身的善，追求自身的完满显现。正是在这种“善”的碰撞与互动中，物种间相互适应，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来。然而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起初总是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利用自然资源，而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资源，力求达到对复杂生物量结构的最大支持，完全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陈望衡先生认为，这个世界是人创造的，更是自然创造的，他把自然的这种创造能力称为“自然创化”。“自然创化不仅是自然人化的基础，而且自然创化在诸多方面制约着、规范着、指导着自然人化，自然创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人化之师。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是一个美的世界，究其根本是自然人化与自然创化共同的产物。”[3]
对自然生境之所以要“顺应”，是因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适功能，它能在稳定而又充满偶然性的自然环境中主动寻求优化组合，并使自己朝着有利于蓬勃或稳定的方向演化。“大自然在她那充满生机的创造物内以某种自动的、天然的或某种残留的认知（rudimentarily cognitive）方式在活动着。”[4]比如，吉林长白山“天池”一千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大火，烧毁了周围数百平方公里的森林，但今天“天池”附近的植被依然完好，经技术鉴定，目前森林植被分布与火山爆发前并无二致。顺应自然并不是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不“乱为”。专家曾对1987年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火灾旧地进行考察，结果令人忧心：从塔河到北极村数百公里沿线没有一棵大树，几乎全是幼苗。古语说“十年树木”，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森林大树还未长成，且地表腐质层日益稀薄，探其原因，是因林业部门过于热衷清理“过火木”所致。(www.xing528.com)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优胜劣汰功能，适应环境的物种会延续下去，不适应环境的物种会自然地灭绝，如果人为地保护某一物种往往会适得其反，破坏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自然系统是动态波动着的，且有时这种波动会很剧烈；但同时自然系统中又有着一种固有的恢复力。然而，人为的干扰，可能会把自然系统推到其恢复能力的极限而导致其崩溃。”[5]比如，黄石公园的灰熊是驼鹿的天敌，公园管理部门为保护灰熊，用围墙和铁丝网将之圈养起来，结果导致了驼鹿数量的大增，驼鹿因食物不足而大量饿死，并将地中海热（布鲁氏菌病）传染给了奶牛，致使奶牛流产。[6]因而，“顺应自然”的管理模式并非不“科学”，也许比人为的管理更科学。生境自然而然地、自在地存在，自然地诞生新生命，又自然地淘汰劣质生命，自然地发育与开花，又自然地枯败与死亡，生物与生物群落之间既有适应也有改造，既有协同又有斗争，它不需要人类保护，若非要说“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保护生境的本性与野性。正如罗尔斯顿所说：“自然中存在着斗争，但它同时而且更多地存在着适应，存在着对生命的阻碍，也存在着对生命的传承……我们的行为应适应自然生命的这一品性。”[7]自然生态系统局部的斗争性与协同性有值得人类学习的生态智慧，生境野性本身蕴含或暗示着人类对自然的行为规范，指导着人类遵循自然规律。
自1998年长江、松花江的特大洪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了荒野的意义。2000年后，我国重点林区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即便如此，当下我国对生境的保护还存在误区，存在分类管理、条块分割方面的弊端，没有将生境实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管理，导致了生境的碎片化。比如，对哈拉海原始湿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和江河濒危鱼类的保护，归口对应着水利部、林业局和农业农村部，缺乏一个总体的协调机构。要知道，生境的生成是物种多样性与共生性的统一，“停留在部分层面的森林、湿地、草原和江河的管理，不能等于那些部分之和的整体荒野的管理”[8]。因而，我们对生境的保护需要尊重其自然性与系统性特点，为生境生命物质的互渗与互补提供生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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