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意识”最早由海德格尔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家园意识”就是其存在论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27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就存在论哲学有关人之“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中就论述了“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内涵，认为其中包含着“居住”“逗留”“依寓”即“家园”之意。他说：“‘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就源始的意义而论，‘之中’也根本不意味着上述方式的空间关系。‘之中’［in］源自innan-，居住，habitare，逗留。‘an［于］’意味着：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我们把这种含义上的‘在之中’所属的存在者标识为我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而‘bin’［我是］这个词又同‘bei［缘乎］’联在一起，于是‘我是’或‘我在’复又等于说：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22]由此可见，海氏的存在论哲学中“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就包含着“人在家中”这一浓郁的“家园意识”，人与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世界万物是密不可分地交融为一体的。
但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人与包括自然万物的世界——本真的“在家”关系被扭曲，人处于一种“畏”的茫然失其所在的“非在家”状态。他说：“在畏中人觉得‘茫然失其所在’。此在所缘而现身于畏的东西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在这话里当下表达出来了：无与无何有之乡。但茫然骇异失其所在在这里同时是指不在家。”[23]又说，“无家可归指在世的基本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日常被掩蔽着”[24]，“此在在无家可归状态中源始地与它自己本身相并。无家可归状态把这一存在者带到它未经伪装的不之状态面前；而这种‘不性，属于此在最本己能在的可能性”[25]。这就说明，“无家可归”不仅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特有感受，而且作为“此在”的基本展开状态的“畏”还具有一种“本源”的性质，而作为“畏”必有内容的“无家可归”与“茫然失其所在”也就同样具有了本源的性质，可以说是人之为人而与生俱来的。当然，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统治与冲击之下，这种“无家可归”之感就会显得愈加强烈。由此，“家园意识”就必然成为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美学的重要内涵。
1943年6月6日，海德格尔为纪念诗人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所作的题为《返乡——致亲人》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美学中的“家园意识”。该文是对荷尔德林《返乡》一诗的阐释，是一种思与诗的对话。他试图通过这种运思的对话进入“诗的历史惟一性”，从而探解诗的美学内涵。《返乡》一诗突出表现了“家园意识”的美学内涵。他说：“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26]海氏认为，这里的“家园意识”其实就是存在论的具有本源性的哲学与美学关系，是此在与世界、人与天的因缘性的呈现，在此“家园”中，真理得以显现，存在得以绽出。为此，他讲了两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一段是说：“大地与光明，也即‘家园天使’与‘年岁天使’，这两者都被称为‘守护神’，因为它们作为问候者使明朗者闪耀，而万物和人类的‘本性’就完好地保存在明朗者之明澈中了。”[27]这里的“大地”“家园天使”即为“世界”与“天”之家，而“光明”与“年岁天使”则为“人”与“此在”之意，共在这“此在与世界”“天与人”的因缘与守护之中，作为“存在的明朗者”得以闪耀和明澈，这即是“家园意识”的内涵。另一段话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28]认为诗人审美追求的目标就是“返乡”，即切近“家园意识”。这种切近本源的“返乡”之路就是作为“存在”的“神秘”的展开之路，通过守护与展开的历程实现由神秘到绽出、由遮蔽到澄明，这同时也是审美的“家园意识”得以呈现之途。(www.xing528.com)
20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愈加深入，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工具理性更增强了人的“茫然失去家园”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日益勃兴的科技与不断增强的失去家园之感？海德格尔于1955年写了《泰然任之》一文作为回应。他首先描述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所带给人们的巨大压力。他说，在日渐强大的工具理性世界观的压力下，“自然变成唯一而又巨大的加油站，变成现代技术与工业的能源。这种人对于世界整体的原则上是技术的关系，首先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且只在欧洲”，“隐藏在现代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它统治了整个地球”[29]。其具体表现为：“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乡，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村庄和城市，他们是被逐出故土的人。其他无数的人们，他们的家乡得救了，他们还是移居他乡，加入大城市的洪流，不得不在工业区的荒郊上落户。他们与老家疏远了。而留在故乡的人呢？他们也无家，比那些被逐出家乡的还要严重几倍。”[30]现代技术挑动、损扰并折腾着人，使人的生存根基受到致命的威胁，加倍地堕入“茫茫然无家可归”的深渊之中。那么，如何应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呢？海氏的方法是“泰然任之”。他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盲目抵制是十分愚蠢的，而被其奴役更是可悲的。他说：“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31]同时，他也认为应该坚持生态整体观，牢牢立足于大地之上。他借用约翰·彼德·海贝尔的话说：“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32]他在晚年（1966年9月23日）与《明镜》专访记者的谈话中，谈及人类在重重危机中的出路时，又一次讲到人类应该坚守自己的“家”，由此才能产生出伟大的足以扭转命运的东西。他说，“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33]，更进一步说明了“家园意识”在他的存在论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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