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共生：生态审美教育的研究成果

生物界存在着竞争与共生，人类社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亦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共生”观念也从生物学领域迈入社会学领域，“合作”“互惠”“和谐”已成为当今人类地球村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学领域的共生首要警惕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负向抑制，“把外地人视为异类的心理总是潜藏于我们心中，哪怕是藏得很深。一碰到危机时期，强烈的嫉妒感、憎恶感和恐惧感就会把细微的文化差异和生物差异扭曲扩大，极大化为善与恶、天使与牲畜的两极。这时，外地人就会变成敌人，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加以杀害的。总之，凡是潜藏着的念头，只要一逮到时机，就会转化为行动。正因为这样，人类这种地球的旅客才会饱尝永无休止的战争、征服和大屠杀之苦。……今天我们面对着核战争全面灭绝人类的威胁。”^[7]人类战争不仅恶化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将人性的丑陋暴露无遗，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类的身心健康。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战争中核污染的时滞效应，会在较长时期内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建筑空间的分割，人们的个体意识日益张扬起来。“一个社会的自由空间越大，技术越进步，其成员就越易于相互疏远并与社会整体脱离，也就越渴望独立以便培养独立的自我意识。”^[8]个体的力量再强大，也需集体力量的帮助。“力量来自数量和组织，团结起来，人们能够征服环境而产生比较安定的世界。”^[9]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集体能给人以安全感，当人内心寂寞时，集体的关爱或他人的关照能让空虚的内心充满阳光；从社会价值的角度看，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社会位置中得以体现。“一个人孤孤单单，无所事事，就会感到不真实，内心也会感到空虚。而当他在社会中有了一个位置和职业，不管多么卑贱，都能够填补他内心的空虚。”^[10]由此可见，人与人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让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内心得到满足。那么怎样才能既保持个体内心的自主意识，又能使个体很和谐地融入社会群体呢？美籍华裔学者段义孚认为，合唱、流行音乐和语言可以起到重建个体与群体和谐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歌手在演唱时，忘情地闭上双眼，感觉到自己与他人、其他歌手融为一体，沉浸在美妙的歌声中，相互间距离感在消失。尤其是流行音乐，它能让个体融入巨大的整体之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流行音乐趋向于把器乐与歌曲、舞蹈以及可能的一点儿叙事糅合在一起。尤其是摇滚乐不仅具有这种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充满着狂热的激情；观众们不会站在一旁，而是会被隆隆作响的声音、耀眼的旋转灯和歌手那诱人的动作所吸引而随之忘我地舞动。这些不同的体验都会给人带来相同的巨大满足感，即自我迷失在一个巨大而强有力的整体中。自己微弱的声音、脆弱的个体全部融入这个巨大的整体中。”^[11]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孕育一方语言，语言对人际关系的凝聚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对此，段义孚也赞同。他说：“语言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当人们使用同样的词汇来讨论同一事件时，由于他们所采取的说话方式很相似，他们就会确信自己与他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12]段义孚这几种融合个体与群体、重建社会和谐的方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他对社会关系与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不够。(www.xing528.com)

我国学者江畅先生指出，要实现人与社会群体的和谐，还必须从社会德性的角度致力于建设“好社会”。“德性是事关社会成员个人幸福和社会美好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可以说是做人之源、立国之基。”^[13]一个“好社会”应该有公平、公正、民主、平等和法治等社会德性，这些社会德性是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的重要维度。西方古代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的德性，当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各自应具备的德性，国家就达到了和谐状态，人民就很幸福。在西方近代社会，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个理想社会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市场的社会。稍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不同，他们认为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才是好社会。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西方社会基本实现，思想家们针对自由主义理想社会“原子化”的弊端，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辩证地看，“社会的德性通过其成员特别是社会管理者的德性体现出来，而个人的德性总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并且是社会德性要求（原则）的程度不同的内化”^[14]。因而，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个人与社会群体的互惠共生，既要培养公民的个人德性，还要建设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好社会。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挥生态文化的作用，将当代的生态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并以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予以扬弃。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共生”的人。霍耐特说：“人类主体，就其结构而言，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渐渐将自己的能力对象化而自我实现，同时还在情感上承认全体互动伙伴，因为他把他们当作是有所需要的共在主体。”^[16]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斗争只会带来两败俱伤，最终实现不了个人的利益。个体之间只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形成马克思所称的“自由的诸个人联盟”。而人与人的共生和谐有赖于生态审美教育的推行，因此，我国学者曾繁仁说，生态审美教育的根本任务还在于培养学会审美生存的一代新人。“‘审美的生存的人’是一种将审美提到本体的高度，作为世界观，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他人、自然与自身的人。只有依靠这种具有审美世界观的人，才能建设人人都能美好生存的和谐社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