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是否存在？这首先涉及人类是否应该关爱大自然这一问题，而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人类与自然须臾难离，自然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必须以道德的情感呵护自然。正因此，当代著名的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以“灰熊的灭绝减少人类的荒野体验”为例，呼吁建立一种将人类与其他物种视作同伴的生态伦理。“从这样的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兴旺发达与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中其他自然物种的兴旺发达在多大程度上能分离开来呢？我们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伦理：它是把人类与其他物种看作命运交织到一起的同伴。”[24]在传统的伦理学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人作为权利与价值的主体，如果涉及非人类领域，则将之视为人类的从属对象。比如我们经常提倡保护某些珍奇动物，主要是出于更重要的目的和手段，或把它们视为生态系统的有用组份，或是为了科学研究，或是为了孩子能观看这些动物。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反思判断的话，发现其最后的辩辞还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告诫人们不要毁灭美的生命形式；如果我们站在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物种自身有一种生命的权利，它们应该继续生活下去。
根据科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人类的伦理预设最初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然后像晕圈一样向周围扩散开来，由关注自我扩展到家庭部落，然后波及民族与社会，最后“人的同情心变得更加敏感，而且扩展到更广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种族的人，扩展到低能者、伤残者及社会上其他无用的成员；最终又扩展到比他低级的动物”[25]。不难理解，以此关怀下去，人类的伦理范围最终会扩展到植物、陆地景观、海上景观等自然生态系统。由此可见，生态伦理的提出是人类生态审美本性的自然复醒。20世纪中期，美国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发表了《大地伦理学》，提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事物，只要它趋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26]在这里，利奥波德并非反对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而是认为人类的改造行为必须以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为准则。“我们的改造活动得是合理的，是丰富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我们得能够证明牺牲某些价值是为了更大的价值。因此，所谓‘对’，并非维持生态系统的现状，而是保持其美丽、稳定与完整。”[27](www.xing528.com)
毋庸置疑，生态（环境）伦理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环境伦理学者李培超说：“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扩大了人的责任范围，人的责任范围的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它最为普遍的意义上，要求人们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自然环境是唯一的、共同生存的家园。在她面前，没有种族的界限，没有地域的隔阂，也没有时空的限制，更没有年龄、性别、身份等因素的规定，这种伦理责任是跨文化的、普遍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保护自然环境是没有尽头的永恒的义务，环境伦理要求人类在世代延续过程中必须要把这种保护环境的义务传递下去，不管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对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将是人类永不能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环境伦理具有一种全球伦理、‘人类’伦理的意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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