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审美教育研究：自然价值认知及荒野哲学来源

价值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然不仅生成了价值评价的客体，而且孕育了价值评价的主体。价值作为一种哲学范畴，体现了评价客体属性与评价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用关系。纵观人类对自然价值的认知史，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荒原、资源到家园的漫长演进过程^[11]。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中国古代道家将“自然”作为世界的本源，“自然”是一种无定型的“混沌”之气；在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式”说中，“自然”由“理式”所派生，是对“理式”的摹仿；在中世纪哲学家普罗丁眼里，自然万物均由“太一”流溢出来，大自然是一个远离“太一”的鸿蒙之地。由此可见，在古代人的自然价值观里，自然是神秘的、封闭的、自洽的理念世界，这个世界与人世隔绝，是无价值可言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神学的式微，自然成了人类的控制对象，无论是培根的经验论自然价值观、笛卡尔的唯理论自然价值观，还是拉美特利的机械论自然价值观，都将自然视为一个可以认知的对象，自然在他们看来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他们主张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以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将辩证法带进自然哲学的分析中，阐发了自然有机论。康德认为，从人到最低等生物，它们对自然造化的作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缺少哪一个都会损害彼此之间的整体美；黑格尔认为，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而是一个既纷繁复杂又相对统一的有机体。但需要指出的是，康德、黑格尔的自然有机论思想虽然蕴含生态整体主义，但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在他们看来，自然界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人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的资源价值被发现，人类开始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自然，这就是学界所批判的对自然进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掠夺。“自然资源论”无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在生态美学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根据其对自然的态度，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其余一切非理性的存在物都是人类的工具或情感投射物，没有人的在场，价值无从谈起；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人的感性偏好进行节制，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承认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当今蔓延世界各地的环保主义者就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保护环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比如治理大气污染是为了让人类呼吸新鲜的空气；植树造林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给人类提供更多的木材；保护野生动物是因为物种灭绝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危及人类的生存；严控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因为温室效应会带来全球气温的回升，影响人类的生存空间。由此可见，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种种环境治理之策，也是以人的利益和生存为中心的。总之，无论是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以人的利益和需要为评判自然价值的前提，自然在他们眼里都是资源，区别只在于，前者姑息纵容人们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而后者主张人们理性地开发，以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www.xing528.com)

事实证明，“自然资源论”促进了人类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消除了人类对自然的神秘感与敬畏感，使人类陷入精神无家可归的境地。正因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给人类带来了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20世纪后半叶，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应运而生。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坚持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持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的学说有以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主义”、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以泰勒为代表的“尊重自然界”伦理学、以利奥波德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和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荒野哲学”“自然价值论”等。其中尤以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最为充分，罗尔斯顿将自然价值分为十种，概而言之，可分为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所谓工具价值是指大自然对人类具有经济、消遣、审美与科学研究的功用，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资源”论者谈论最多，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的观点。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无须外部参照与评价、客观存在的价值。比如自然中的每一个有机体都有追求自身完善的内在目的性。“生命机体有它们自身的标准，虽然它们必须适应它们的生态位……它们有一种技术，一种诀窍。每一个生物机体有它的类的善；它维护它自己的类，把它当作一个好的类。”^[12]所谓系统价值是指大自然具有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性能。“生态学是在宏观层次上编织了一个统一的生命之网，而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分光仪则揭示了生命在微观结构上的统一。”^[13]在罗尔斯顿看来，正是大自然物种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造就了人类复杂而统一的心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自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依恋自然、回归自然是人的天性。人们回到自然这位母亲的怀抱可以得到最大的亲情、温情和抚慰。大自然以其无比的魅力把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她将人的心灵中种种实际的牵累统统驱赶出去，而让人的心灵获得最大的自由和愉快。”^[14]从文化启示的意义上看，大自然多种生物机体在矛盾斗争中互补共生，共同创造出一派盎然生机的世界，这种融矛盾性于和谐性中的物种生存法则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