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审美教育将艺术视为唯一的教育手段，是因为在美学家和教育家们看来，艺术美比自然美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普遍性。“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涵在心灵里。”[6]生态审美教育者不仅重视艺术的审美，在教育实践中采用生态式教学模式，而且给自然审美或环境审美以应有的位置。这是因为艺术审美有时包括了环境审美，比如建筑艺术、园林艺术虽是一种实体性的环境存在，但它毕竟是艺术的，我们对它的鉴赏必须如环境审美那样“参与式”地进行。反过来看，二维平面艺术有时也“可游”，也需“参与”，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采用“散点透视”构图，作品全卷长5米多，我们鉴赏这幅画时，需要挪动脚步，游动视线。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与艺术是相通的，因而生态审美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应注重艺术与环境、艺术与自然的连续性，关注生命的整体性与环链性，以此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培养人类的谦逊之心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我所知道对付人类那种常常流露出来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心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在宇宙中仅是沧海之一粟；而在这颗小行星的生命过程中，人类只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客。还要提醒我们自己：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也许还存在着比我们优越得多的某种生物，它们优越于我们可能像我们优越于水母一样。”[7]因此，生态审美教育让学生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人类生命一样。敬畏生命在这里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品质，它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让我们随意地、粗暴地、毫不内疚地杀死每一个生命。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伦理只局限于人际关系中，人对动植物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生态中心主义者则以人与动物智商同质为理由，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捕杀动物。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甚至主张应该将《圣经》中的“金规则”——“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待别人”运用到其他物种特别是动物身上。当代环境理论家阿尔伯特·施韦泽甚至指出：“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8]很显然，生态中心主义者虽然纠偏了传统伦理观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实际上否定了人类正常的吃穿住行等权利，这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比如，面对肆虐的SARS病毒，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让病毒杀死人类吗？因此，生态审美教育者持生态伦理观，主张人与万物在地球上平等地占有一个位置，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包括病毒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同时，人类行为也以不伤及自然的完整、稳定与平衡为道德底线。这正如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9]在生态伦理中，尊重物种的种族生命甚于物种的个体生命，生态伦理并非反对任何意义的杀生，而是要求杀生必须有利于地区生态平衡的稳定；其次，生态伦理遵循中枢神经系统的原则，即在捕杀动物时，尽量减少它们的痛苦，给它们以精神上的尊严。例如，在用动物做实验和研究时，应该尽量选择那些感觉能力比较弱的动物。美国有一家制药公司曾提出一项申请，要求用黑猩猩来对一种乙肝疫苗进行试验，因为黑猩猩的身体功能和结构相似于人类，其作为试验对象可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如从传统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如果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黑猩猩是高智能的社会性动物，其对痛苦的感受亦相似于人类，则应取消这项申请。(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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