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审美教育：生态整体主义与复杂性生态哲学

复杂性生态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分野在于理解“系统”的差别：传统哲学认为系统由确定的原子组成，原子的属性最终决定系统的功能，而复杂性生态哲学认为系统由动态的组织组成，这些组织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混沌的边缘中选择与进化。复杂性生态哲学的发起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与分析和累加观点相对立；动态概念——与静态和机器理论相对立；有机体原本是主动的系统的概念——与有机体原本是反应的系统的概念相对立。”^[42]在贝塔朗菲的复杂性理论中，整体主义是系统形态的基础。这里的“系统”，并非经典物理学中的“原子”，而是一种可以自行生长变动的结构，抑或有组织结构的复合体。在系统论出现以前，机械生命观认为，原子是生命有机体的原始根基，而在活力论生命观中，生命有“灵魂”，它由神秘的“上帝”在操控。无论是机械生命观，还是活力论生命观，他们所理解的“系统”并未脱离机械决定原理与科学理性精神：所有的系统都是确定的、封闭的、线性的，只不过是原子在经历了对立统一规律后达成的平衡。在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中，有结构的组织替代了曾经具有决定性的原子以及原子间的组合，成为构成生命有机体存在的必要前提。“在这个组织结构中，下属的系统在连续的各层次上联合成更高的和更大的系统。化学的和胶体的结构整合成细胞结构和多种细胞，同种类型的细胞整合成组织，不同的组织整合成器官和器官系统，器官和器官系统整合成多细胞有机体，最后有机体又整合成超个体的生命单位。”^[43]众所周知，人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而细胞是有生命的，任何生命有机体都存在一个新陈代谢、由生到死的演替过程。贝塔朗菲不否认这一点，他说：“活机体只是在表现上持续存在和稳定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断流动的表现。新陈代谢是所有活机体的特征，新陈代谢的结果，表现为活机体的组分从某一瞬间到另一瞬间是不相同的。活的形态不是存在，而是发生。它们是物质和能量不断流动的表现，这些物质和能量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构成有机体。”^[44]不同的是，生命有机体的变化并非机械地受制于外力影响，而是由它自身内部的选择、适应和调整能力参与和塑造完成的。当然，生命机体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多元性与开放性，即选择的道路并非一条，而是在一个非平衡的混沌边缘地带随机地适应与调整，最终生成一种新的生命形态。由此可见，贝塔朗菲的生命机体观超越了机械生命观，揭示了生命系统的偶然性、复杂性与整体性。

贝塔朗菲对生命系统的开放性特征的阐释是通过“等终局性”原理来论证的。“等终局事件是指从不同的起点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标的事件。”^[45]等终局性原理用一个相对恰当的词来概括就是“殊途同归”，比如不同质量的马铃薯胚芽放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到了丰收的季节，它们都能长出成熟的马铃薯。生命有机体之所以具有开放性特征，是因为“在该系统内有组分物质连续的流入和流出、合成和分解，最终达到的稳态不依赖于初始条件，而只依赖于流入和流出、合成和分解之间的比率。”^[46]换而言之，生命机体的功能与状态不是取决于初始的物质条件，而取决于生命系统的机体组织和自主完善的新陈代谢功能。生命系统的机体组织具有自主适应性，在面对外界刺激时能够自主调节与复位，适应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其次，生命系统能通过新陈代谢功能从周围环境中合成物质，转变为自身物质，然后将合成的物质部分地分解氧化，释放能量，供生命之需。生命系统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也佐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贝塔朗菲提出的另一个具有生态意味的范畴是“共生”，“从由同种有机体的联合而形成的生命单位，或不同物种的共生现象，我们进到了更高级的系统。”^[47]贝塔朗菲的“共生”概念呼应了中国古代“和则相生，同则不继”的思想，揭示了生态系统繁荣的原则，即只有多种生物或群落相杂，生命系统才能繁盛或进化到高一级的生态系统。其次，贝塔朗菲的“共生”概念也揭示了生命系统的等级性，即生命系统并不是稳固单一的，而是从低级向高级动态的发展，最初级的生命单位是细胞，最高级的生命单位则是地球上的生命界。

将复杂性理论推向高潮的是比利时物理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他将矛头指向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家，质疑科学理性，并认为正是科学理性使人类遭到异化，因为科学技术并不能超越人类自身所在的域限。“无限的熵垒把可能存在的初始条件与不允许的初始条件分隔开。由于这个壁垒是无限的，所以技术的进步永远也不可能克服它。”^[48]据物理学研究，熵是客观世界的一种现实存在，它对我们形成了一道永远无法穿透的壁垒。普里戈金由此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他认为，耗散结构理论所讨论的开放性系统并不是要取消熵，而是要从熵中运演出一套新的复杂的有序来。他说：“在19世纪，热力学变化的终态是科学研究的重点，这是平衡态热力学。不可逆过程被当作是讨厌的东西，是干扰，是不值得研究的题目而遭到蔑视。但今天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知道，在远离平衡态的地方，一些新型的结构可能自发地出现。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我们可能得到从无序、从热混沌到有序的转变。可能产生一些物质的新力学态，反映了给定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态。我们把这些新的结构叫作耗散结构，以强调耗散过程在这些机构的形成中所起的建设性的作用。”^[49]耗散结构理论在提醒我们，如何在急剧的自然变化中通过与外界条件的交换，来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有序。耗散结构理论无疑为生态哲学的建构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理论基础。普里戈金指出：“自然的过程包含着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基本要素。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物质观，在其中，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的。”^[50]这里所谓的“自发的活性”就是一种生命性的机能，这种生命性的机能，将会把人类与自然的对话推进到崭新的生态哲学层面。因为“在所有层次上，无论是宏观物理学的层次，涨落的层次，或是微观的层次，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非平衡使‘有序从混沌中产生’”^[51]。与耗散结构理论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涨落”，普里戈金认为，在平衡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元素和平相处，互不干扰，但在非平衡生态系统中，任何微小的涨落通过长程关联都会引起惊涛骇浪，甚而会诞生出复杂的生命形态，并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涨落”理论揭示了生态系统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警醒我们要爱护自然环境，因为“涨落”的存在会使生态环境面临不可知的未来。

还有一个享誉全球的复杂性理论研究团体是圣菲研究所，他们对复杂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适应性主体方面，他们提出的隐秩序理论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多样性的复杂图景，其涉及的“涌现”理论，能加深我们对生命演替过程复杂性的理解。在圣菲研究所的同仁们看来，复杂性是由适应性造就的，适应性是指主体的适应性，而主体的复杂性必然带来系统的复杂性。“生态系统不断地变化着，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相互作用及其种种后果，如共生（mutualism）、寄生（parasitism）、生物学‘军备竞赛’和拟态（mimicry），等等。在这个复杂的生物圈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结合在一起循环往复。”^[52]如在原始森林中，由于存在多种交织的食物链，复杂性适应系统通过循环往复就能自动生成不计其数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正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并利用这种复杂性，在生态系统的负荷力范围之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就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双赢。霍兰又说：“参与循环流的主体使得系统能够保留资源。这样保留的资源可以被进一步利用——它们将提供新的生态位以便被新的主体所使用。”^[53]在复杂性适应系统中，如果人类能够开发利用新的生态位，特别是能增强食物链供给，生态系统将会繁荣起来。正如《寂静的春天》里所讲述的鲑鱼生态复位的故事：加拿大政府为了处理南部森林地区的蚜虫之害，大量喷洒DDT（一种杀虫剂），农药残留顺着山间小溪流到了美国的鲑鱼产地米拉米奇河流，杀死了河中所有的鲑鱼和昆虫。是年秋天，北美洲的一场热带风暴给新英格兰地区带来倾盆大雨，河流淡水汹涌入海使鲑鱼上溯米拉米奇河床产卵，由于河流食物丰富，幼鲑没有天敌，第二年春天，鲑鱼又繁荣于溪流故乡。^[54]如果按照简单的线性决定原理，米拉米奇河流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生态的，但因为“涌现”机制的存在，米拉米奇河流的生态复位成为可能。在霍兰看来，“涌现”是一种偶然性的突变与创造，其创造机制体现在非线性地相互作用。“涌现”机制与中国古代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在道家哲学中，“二”代表阴阳之气，在宇宙中是对立的两极，只能起到线性作用（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不能起到“涌现”作用，而“三”是天地混沌之气，是万物生成演化的基点，在“涌现”机制中，它是发挥非线性作用的最小要素数目，“三”的非线性机制，使自然元素之间产生多种映射关系，同时将元素之间的关系极度放大，从而实现生命万物的创化。我们将“涌现”作为生态哲学的范畴之一，是因为“涌现的观点与系统形态的生成不可分。它的确是形态生成，因为无论是在拓扑学上、结构上，还是在品质上，系统都是时空中的一个崭新形式。”^[55]从这个意义上看，“涌现”是宇宙中最珍贵的品质，我们前面讲述的米拉米奇河流鲑鱼生态复位的故事并非为破坏环境的行为辩护，而是为了阐释“涌现”原理，其实，人类因破坏环境导致生态恶化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病毒基因突变导致耐药性问题等都是人类科学时时需要解决的课题。

综上分析可知，复杂性生态哲学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内涵：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的、复杂性系统，有机体的主动性生长与自主性适应带来了系统的偶然性与开放性，其生成机制的非线性作用，一方面会让非平衡的生态灾难万劫不复，另一方面也会让负荷范围之内的生态系统自然复位。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能否良性循环，关键在于人能否对生态系统的健康保持警醒，对负荷之内的失衡生态系统适时地修正与补给。

【注释】

[1]欧阳金芳、钱振勤、赵俭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33页。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2—23页。

[3]李世书：《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22页。

[4]〔意〕佩西：《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汪帼君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第49页。

[5]欧阳金芳、钱振勤、赵俭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95页。

[6]〔美〕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7—18页。

[7]〔美〕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9页。

[8]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49页。

[9]〔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第39页。

[10]袁运甫主编《中国当代装饰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57页。

[11]李雷：《公共艺术的概念拓展与功能转换》，《艺术探索》2016年第3期。

[12]〔美〕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第6页。

[13]〔德〕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第249—250页。

[14]〔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59页。

[15]同上书，第74页。

[16]同上书，第77页。

[17]〔德〕席勒：《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2011，第256页。

[18]〔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16页。

[19]〔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4页。

[20]〔美〕艾夫兰：《西方艺术教育史》，邢莉、常宁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第308页。

[21]曾繁仁：《现代美育理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1页。

[22]杨恩寰：《审美教育略谈》，《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23]庞学光：《试论美育的经济功能》，《教育与经济》1996年第2期。

[2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49页。

[25]〔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10页。(www.xing528.com)

[26]〔美〕艾夫兰：《西方艺术教育史》，邢莉、常宁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第312页。

[27]〔美〕沃尔夫、吉伊根：《艺术批评与艺术教育》，滑明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14页。

[28]〔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志、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39页。

[29]〔美〕托玛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26页。

[30]〔美〕托玛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李绍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5页。

[31]同上书，第2页。

[32]〔美〕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第2页。

[33]〔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44页。

[34]乔瑞金：《非线性科学思维的后现代诠解》，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24页。

[35]《植物与动物的生死之交》，《中国环境报》1997年2月1日。

[36]刘湘溶编《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35页。

[37]丁永祥：《生态审美与生态美育的任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8]刘耳：《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2期。

[39]同上。

[40]〔美〕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461页。

[41]曾繁仁：《美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41页。

[42]〔奥〕贝塔朗菲：《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吴晓江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22—23页。

[43]〔奥〕贝塔朗菲：《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吴晓江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27页。

[44]同上书，第128页。

[45]同上书，第146页。

[46]同上书，第147页。

[47]〔奥〕贝塔朗菲：《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吴晓江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5页。

[48]〔比〕普里戈金、〔法〕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276页。

[49]同上书，第14页。

[50]〔比〕普里戈金、〔法〕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1页。

[51]同上书，第284页。

[52]〔美〕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第4页。

[53]同上书，第27页。

[54]〔美〕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第115页。

[55]〔法〕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冯学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