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与生态整体主义在生态审美教育中的研究

大量科学事实证明，人类的存在与生命的繁衍生长是靠不同生物群落间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来支撑的。“生物结成群落，群落结成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结成生物圈，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真相。”^[29]地球上的微生物“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密集的、相互依赖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营养和维持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整着不同物种间数量的平衡”^[30]。这一生态学原理在中外哲学中均有所表述，如中国哲学中的“和则相生，同则不继”（《左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周易·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了“万物相需”的观点，即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太阳的光合作用，同时又将太阳的能量传递给各个营养级的生物。能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流动虽然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但物质的循环却是可逆的、多向的，最终都能返回自然生态系统。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生物群落同样也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人要想在自然中生活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交换能量，不断地与自然中其他事物发生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人的食物来自自然的光合作用，人体呼吸所需的氧气来自周边植物的分解，人体所需的水分来自地球的气流循环，同时人又将摄入的自然物质以粪便或其他的形式归还自然。总之，人与大自然是须臾难离的关系，人与自然还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大气污染和海洋污染会影响地球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还“被其他生命体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去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下念头”^[31]。因此，我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敬畏自然，自然不是我们征服的对象，而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母体。对于自然来说，我们不是外人，而是它的儿孙，我们的血肉与大脑均来自它的哺育，因而我们应该像对待母亲一样，护卫着她的生命健康。

关于自然的本质与构成，古今中外哲学家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如同机器一样由许多部件组成，可以拆分又可以组合，大自然的本质是由自然物质属性机械结合起来的。这种自然观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把物质与思想对立起来。在真理观上，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规律是确定的，可用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获得确定的自然知识，人完全可以认识和主宰自然界。唯物主义自然观深信知识可以认知、自然可以控制，并把人置于自然的中心支配地位。另一种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将自然看成一个有灵魂、有生命的事物。比如麦茜特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将自然比作人类的母亲，“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32]。而在中国，道家所说的“道法自然”，实际上是赋予自然以人性，将“道”与自然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无论是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还是对自然目的性与构成的认识，唯心主义自然观都较为接近生态主义自然观。因为在生态主义哲学家看来，自然同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自然系统的整体与部分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虽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的特定功能，但与母系统的整体特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自然生态系统理论对改进我们的机械论思维方式，引导我们以整体的、全局的观念思考世界的变化无疑具有启示意义。美国人Lorne A．Whitehead曾设计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游戏。他假定有一串多米诺骨牌，其中每一块是它前一块的1．5倍。只要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翻倒，它马上撞击比它大的骨牌使其相继倒塌。他证明，只要按照这种程序排列32块多米诺骨牌，最后一块将会撞倒昔日的纽约世贸大楼。以此类推，一只飞蛾翅膀的颤动会在太平洋上引起一阵飓风并非危言耸听。《纽约时报》的撰稿人迈克尔·波伦在他的奇书《植物的欲望》中写道：“华莱士·史蒂文森写过一首诗，仅仅是一个罐子，摆在西纳田的一个走廊上，就使得四周的森林都改变了。”利奥波德也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之后，个别事件有可能极为神秘地影响整个生态圈：“家雀对于马匹的减少是无关的，却也被紫翅椋鸟所接替了，后者是尾随拖拉机的。栗树枯萎病，原本是无法越过西部栗树林的边界的，但是随着荷兰榆树病害的传播，栗树枯萎病每次都有机会来到西部树种的境内。北美乔松疱锈病向西部的远征本来只能到达无树的平原地区，但由于成功地通过后门找到了新的着落点，现在已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落基山，从爱达荷到了加利福尼亚。”^[33]

当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个体物种或生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直接的，而是通过“长程关联”来发挥作用。长程关联是指“系统中所产生的某个微小涨落，经过放大的作用，在比较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最终能够成为决定系统命运的基本力量。这种情形改变了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观点”^[34]。也就是说，系统能否被改变，关键不是涨落本身的多寡强弱，而是涨落能否被放大。比如，一只小鸟在北京扇动它的翅膀，本不能对气象起到任何作用，但一旦这种扇动的效果被逐级放大，那么它就完全可能造成一次加勒比海的风暴。同理，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是不可缺失的，它们与其他物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系统是整体，是网络，它无比繁复，而又无比精密，每个物种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遵循着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与进化原则，一个物种的灭绝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繁荣。科学史上曾有一则植物与动物生死相依的故事：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上曾生长着一种高大的卡伐利亚树，但20世纪30年代该树种日益稀少，美国科学家实地考察发现，该树种年年开花结果，但无一粒种子能发芽，原来是该岛已灭绝的渡渡鸟所致。渡渡鸟灭绝前以卡伐利亚树的果实为生，果核在经过渡渡鸟肠胃消化磨薄后，才变得容易发芽。^[35]这一实例表明：地球上任何物种的灭绝，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危害都是无法预料的。(www.xing528.com)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交织着不同的成分、层带与过程。从成分上来看，可分为生物组分与环境组分，生物组分又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大功能类群，环境组分分为辐射、大气、水体和土体；从层带上来看，可分为大气圈、生物圈与矿物圈；而从过程来看，则包括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与循环。“这些层带、成分和过程纵横交错，彼此联结，形成一幅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整体画面，具有整体结构、整体功能和整体运演规律。”^[36]而任何一成分、层带或过程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其他成分、层带和过程的变化，甚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紊乱。要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稳定生物的多样性或食物网的复杂性。比如草原上只有草、兔与猫头鹰三个物种，一旦兔的数量减少或消失，那么猫头鹰就会饿死，如果草原上还有鼠、蛇或其他鸟类，猫头鹰就会以此为食。反过来看，如果草原上还有其他肉食动物，比如狐狸，那么猫头鹰的消失对兔或鼠的数量不致产生大的影响。由此看出，食物网越复杂多样，生态系统就越稳定。生态系统的稳定是每一个个体生物生长发展的基础，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捕食食物链、碎食食物链、寄生性食物链和腐生性食物链，每个食物链都是不可缺少的，食物链中的任何生物都不是孤立的、多余的。比如在濒临太平洋的西北部，伐木者以皆伐的方式砍伐了很多森林，结果发现在有些地方造不出再生林来，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有多个植物种（有时包括一些杂草物种）能提供一个保护层，使树苗易于再生，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主要生长在原生林树上的看似无用的地衣能起到固氮作用。

在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视角中，人是主，物是客，人对自然具有优先权，自然是人改造和利用的对象。在自然审美中，自然成为人的情感投注对象，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在传统的审美教育中，“自然美审美的基础是自然的人化。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主要的、关键的、中心性的。人是自然美的发现者、欣赏者和创造者。人对自然的欣赏是俯视的、高屋建瓴的、单向度的，是人对自然的情感投射和实践的创造。”^[37]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只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通生物，并没有凌驾于其他自然生命之上的权利，低等动物，包括无机物也具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包括审美的权利。罗尔斯顿说：“野生动物之所以要捍卫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它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在它们的毛发或羽毛下，有着一种生命的主体。当我们凝视一个动物时，它也会以关注的神情回视我们。动物是有价值能力的，即能够对其周围的事物加以评价。”^[38]也就是说，动物不仅有自己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还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价值，在罗尔斯顿看来，不仅是动物，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命体都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客体，而是包含有众多生命体的群落。从空间上说，它是一个地方；从时间上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组生命活力的关联关系。这种生态系统虽然没有人脑在操纵，但是它的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网络。它的个体活动似乎是随机的，无关重要的，但如果不是从个体层次而是从系统层次看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有实在的价值性。”^[39]为此，生态主义得出一个最终结论：人类是地球的观察员，人类所拥有的情感、知识和理性，各种各样心灵的作用都有一个共同责任，即“实现一种与其环境和谐相处，且对其环境有益的有价值的‘层创进化’（emergence）。不是把心灵和道德用作维护人这种生命形态的生存的工具；相反，心灵应当形成某种关于整体的‘大道’观念，维护所有完美的生命形态”^[40]。罗尔斯顿的生态伦理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以及对生态审美教育的启示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引导我们去关心那些非人类存在物，关注那些生物圈、地球、生态共同体、动物、植物以及那些虽不具有自我意识但却拥有明显的完整性和独立于人的主观价值的客观价值的存在物。当然，生态主义也有一种内在的焦虑：既然地球圈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身存在的权利，那么当人与低等动物发生利益冲突时，应该保护谁的利益？按照生态主义的生态圈理论推衍，人处于金字塔之巅，杀死一些人更有利于生态结构的稳定。很显然，生态主义理论亦有偏颇之处，尤其对中国这样环境资源压力大、生态足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为此，我国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先生提出生态人文主义，主张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进行折中调和。生态人文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内在价值论”，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工具论”，从而肯定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主张自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生态人文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权利论”，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天赋人权观”，主张从生态整体论的角度来思考自然的权利问题；生态人文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平等论”，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对平等论”。曾繁仁先生提出的生态人文主义就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兴审美教育形态，无疑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基础。曾繁仁说：“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加以折中而建立起的一种适合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应该成为新的生态美学与生态审美教育的哲学基础。”^[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