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恶化严重，人类生存受威胁

长期以来，我们在“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思维的影响下，一直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征服对象，诸如“人为自然立法”“人定胜天”“让自然低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在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与政治口号的影响下，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物质财富日益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已渗入大气层、海洋、土壤以及我们日常的生活物品中，有些污染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有些污染将成为永久性的世界灾难。正如《21世纪议程》报告所言，全球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恶化情况非常严重：土壤退化影响了约20亿公顷土地，约占农业用地的2／3；许多国家缺乏淡水，北非和西亚地区特别严重；11 000个物种受到灭绝威胁，其中800个已经消失，今后还有5 000个物种会受到威胁；1／4的鱼类被过度捕捞，大西洋和太平洋部分地区已经达到最高捕捞限度；森林破坏以每年1 400公顷的速度发展，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南美最严重；全球一半的木材砍伐被用作燃料，其中90%在发展中国家；破坏臭氧层的气体排放量只有轻微下降，交通能源消耗每年增长1．5%，此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今后20年还会增长3／4；还有20亿人依靠生物能源。^[1]与此相应，人类的精神疾病发病率也在攀升，“据统计，我国精神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8‰，80年代上升到10．54‰，90年代为13．47‰，目前全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 600万人，至于有情绪障碍与心理问题的人数还要数倍于此。”^[2]人类精神领域的道德沦丧、人的类化与物化、人类审美创造力的丧失以及人生虚无主义等正在毁灭我们的精神家园，人文精神的失落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生命的存在感与价值感。不难看出，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恶化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鉴于这种危机，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环境保护组织与思想流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反思，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口资源、经济增长与科学技术等方面。

人是万物之灵，适度的人口数量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财富的增长，但当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时，人就成了万恶之源。近年来，尽管人口增长率在下降，但世界每年净增人口7 800万左右，根据联合国测算，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达90亿之多。^[3]巨大的人口数量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且使人类的生活垃圾和生产副产物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中外学者为此而忧心忡忡，罗马俱乐部总裁奥雷利奥·佩西将人口爆炸视为人类衰退的首要原因，他说：“人口过多使目前存在的一切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同时也是增加大量新问题的原因所在。不承认这一事实只能使情况更为严重。”^[4]不难理解，人口膨胀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而且会引发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众所周知，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倘若资源枯竭了，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甚而人们穿衣吃饭都成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口的激增，人类不断地毁林造田、毁林造房，导致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与灾害性天气日益严重。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言，到2100年，土壤流失和退化将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水浇地面积减少65%。^[5]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也预言：“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的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6]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带给人类丰厚的物质财富，扩大人类生存的自由度，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污染，给人类带来灾难与罪恶。正如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的失败”^[7]。(www.xing528.com)

由上述分析可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如果继续追问下去，又会产生新的疑问：科学技术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了人口增长，这是连锁反应，难道科学技术有错吗？很显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自私、贪婪的人类对技术的错误使用上。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只有改变人类现有的价值观、审美观与伦理观。正是出于对人类价值观、审美观和伦理观的反思，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持续不断。1972年6月5日，国际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指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为了当代人类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当今历史阶段的人们在计划行动时，应该更加谨慎保护好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1975年《贝尔格莱德宪章》明确规定：“人人都有受环境教育的权利。”毋庸置疑，这种“环境教育权”显然包含着生态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与环保运动相呼应，生态哲学的浪潮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当代环境理论家阿尔伯特·施韦泽于1915年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强调“敬畏生命”绝不只是敬畏人的生命，而是敬畏所有动植物的生命；澳大利亚哲学家和行动主义者彼得·辛格于1973年发表《动物解放》一文，指出尊重动物的“生存权利”“保护它们的自由”理应成为人类与动物“交往”的方法论准则；美国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于1995年出版《哲学走向荒野》一书，提出了哲学中的“荒野转向”（Wild Turning Philosophy）概念。受其影响，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美学”的建构主张。在这些伦理学家、哲学家们的倡导下，“自然”“平等”“伦理”“价值”等概念开始慢慢越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阈限而走向“生态整体主义”。比如在传统的美学中，“自然”是自在无为的，其自身无所谓美丑，而在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看来，“全部自然界是美的”；在传统的伦理学中，“平等”只限于人际权利之间的平等，但在生态伦理学中，“平等是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亦即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的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8]；“荒野”在传统的哲学中是无价值的，但在罗尔斯顿看来，它是人类之“根”，是人类生命之源。这些哲学、伦理学思想虽不无偏颇之处，但它警醒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与教育模式，催促着生态审美教育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