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对纪录短片的研究之前，让我们用一节的篇幅介绍一下“纪录片”这种影视艺术形式。
许多年前，如果你说自己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可能会有许多人睁大眼睛无限崇拜地围着你。他们觉得你可能刚刚从非洲大草原拍完野生动物回来，行李上还有雄狮的鬃毛；或者是在中东参加了某次维和行动，连肌肤都散发着硝烟的气息。毋庸置疑，在便宜的数码摄像设备普及之前，纪录片导演曾占据着影视行业当中最顶尖、最重要的位置，他们能够使用最专业的设备，抵达世界最遥远或最危险的角落，拍摄那些令我们无法想象的题材；他们是人群中无比稀缺的智者和勇士！
这种情况到今天已经起了变化，你经常会在各种社交场合碰见某些人自称是纪录片导演，也许他就是拍过一个旅游公司赞助的宣传片，或者为某家企业某个产品创作过广告性质的专题片，不排除他可能曾经在著名的短视频平台学习过短纪录片创作的技巧，也为国家级的媒体服务过，甚至有可能拥有某些技术方面的专长，所以他自称是“纪录片导演”也没什么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纪录片创作，并且以从事这个行业为荣是一件好事，所以在纪录片创作这个原本并不宽阔的江湖圈子里，没有必要人为地创造鄙视链。起初很多人迫于生存的需求不得不去迎合商业和市场，拍摄那些用于“赞颂”或“推销”的视频产品，但是也有不少人在行业中浸润已久之后，会产生强烈的个人表达欲望，希望去创作一部真正的个人作品——这个时候也许就是你拍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作品”的开始。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作品”呢？
无论你拍摄的是“纪录长片”还是“纪录短片”，是“电视节目”还是“电影纪录片”，是“文献片”“专题片”“新闻纪录片”抑或“真人秀”，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先了解清楚纪录片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点是纪录片导演们都认可的。这样无论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尝试和探索，无论我们选择哪种类型的纪录片进行创作，都不会背离创作的初心太远。虽然这些看起来很基础的问题，纪录片导演、媒体人和研究者已经吵了上百年还没吵清楚，我们自己也未必能提供标准答案。
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又名纪实片、文献片、纪录电影等，包含了纪录影片、纪实电视节目、纪实性短视频以及其他类型的纪实性影像艺术作品。应该说纪实（或者说非虚构）是其基本特色，也决定了其创作方式。
在历史上，围绕纪录片创作有各个层面的丰富讨论，比如说：
“纪录片是否一定要讲故事？”(www.xing528.com)
“纪录片拍摄落后地区的人们是否构成了影像剥削？”
“纪录片所记录的真实是否就是真正的真实？”
“纪录片创作过程究竟是客观的呈现还是主观的建构？”
“纪录片导演是否可以干预现场和引导事件？”
“纪录片导演是否应该抹去自己的‘在场’？”
“纪录片是否可以使用‘再现’和‘扮演’的方式？”
“对于纪实性创作而言，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将这些问题罗列出来还是希望引导热爱纪录片的有心人去深入思考，其实每一个问题都足以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让我们姑且回归纪录片之父约翰·格里尔逊[6]对纪录片的定义：“对真实的创造性处理。”这是个简洁但不严谨的说法，却部分揭示了纪录片的本质——其一，纪录片的创作要基于真实；其二，纪录片的创作要超越于真实，因此具有艺术创造的成分。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纪录片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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