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发明和制造,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直接导致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历史性飞跃,把人类由蛮荒时代推向文明时代。青铜器是最早广泛使用的金属。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我国青铜冶铸的起源地,而酒泉境内有色金属矿藏丰富,高度发达的制陶业又培育出了创造高温的手段和能力,这是青铜冶铸较早兴起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酒泉在远古时代,山川秀丽,矿藏丰富,铜矿是先民们最先发现的宝藏。由于先民们有熟练的制陶技术,对火候的掌握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因此冶炼铜矿石已不成问题。起初,他们只能冶炼红铜,后来可以用这些红铜锻造各类小型的器物,但是要制作成生产工具,硬度还不够。在较长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对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铜中加入一定含量的砒石,冶炼成砷铜,成为铜砷二元合金;或加入锡石,冶炼成锡青铜;或在铜中加入一定含量砒石、锡石,冶炼成铜砷锡三元合金。在制造铜器过程中,开始以锻造为主,在热锻后又进行冷锻加工,以后又有了用范模铸造或复合铸造等复杂工艺。尽管酒泉处于河西走廊西段,与东部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但终究由荒蛮时代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在酒泉已普遍使用,有青铜、砷铜和红铜制品,基本上以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为主,大型容器为数不多。到青铜时代,中原王朝(包括西北东部的关中地区) 已经有了极为发达的青铜冶铸工艺,器型和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花纹精美,达到了青铜发展的巅峰时期;西部地区的酒泉,金属冶铸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了当时西北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一是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除了小件铜工具和装饰品之外,也生产了铸造精美的四羊头青铜权杖饰、铜座承兽方盘等。二是在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上,除小件工具仍然使用锻打外,铜容器已使用了范铸,形制复杂的铜器还使用合范法铸造。
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是青铜冶炼渐趋成熟时期。大量的青铜随葬和铜镞的出现是其主要表现,以铸造占主导,兼有热锻和冷加工工艺。铜器种类有锡青铜、砷铜、铅锡青铜和其他多元合金,重要特征是砷铜的大量存在,含砷量在2. 62%和6. 01%之间,平均达4. 73%,在西亚、东南欧、北非相同。另外地质资料显示,在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一线蕴藏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已发现硫砷铜矿、砷黝铜矿和其他一些含砷铜矿。生活在四坝文化时期的酒泉先民在大量使用磨制石斧、石刀、石砍砸器、石刮削器、石锄、石凿、尸魔棒等石器和骨器的同时,开始制造铜器。据考古发现,酒泉先民在距今3900—3600 年前(相当于夏商时期) 就已经熟练掌握冶炼技术。1987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金塔县城东北约40 千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冶铜遗址, 定名为“火石梁遗址”。火石梁遗址东西长350 米,南北宽270 米,面积约9.5万平方米。发现和采集到诸如陶制双耳罐,簇形纽盖,单孔、双孔石刀、石勺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这些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而陶器则有精细的几何花纹;两把石勺类似冶炼工具坩埚。遗址内东北部直径约30 米的灰堆中满藏有大量的炭结块、孔雀石和碎铜片,文化层厚度为0.3 米~2.2米。这些文物证明,火石梁是一处青铜时代的陶器烧制作坊和青铜器冶炼场遗址,属四坝文化类型,距今约3900 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金塔县还在火石梁遗址移动约7 千米处发现了另外一处冶铜遗址。该遗址南北长600 米,东西宽560 米。因地处四周高、中间低的一片洼地中,加之当地农民当时曾在此处发现了被他们称之为“缸缸”的陶罐,此地被形象地称之为“缸缸洼”。缸缸洼遗址地表密布夹砂红陶片、彩陶片和破碎的石器,东部风蚀台上有冶铜遗址,地表有大量铜矿石、铜碎块和炭釉结块。1987 年以来,金塔县博物馆在缸缸洼遗址发掘和采集到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石器300 多件,陶罐等陶器22 件,还有2 串骨珠。这些物证表明,缸缸洼是一处烧制陶器和冶炼同期的冶炼场所。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又在金塔县北山发现古铜矿遗址,距县城约90 千米,因此处附近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白山堂”的铜矿,该遗址被定名为“白山堂古铜矿遗址”。古铜矿南北长382 米,东西宽185 米。在遗址中心位置遗存有原始矿井一处,南北长19.7 米,东西宽9.1 米,深4.8 米,矿井壁面有原始工具凿挖痕迹。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中科院的专家实地考察,该遗址属青铜器时代的四坝文化类型,距今3900—3600 年。前有冶炼遗址,后有铜矿遗址,专家分析认为,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的冶炼铜就来源于白山堂古铜矿。相隔20 年的两次重大发现相互印证,不仅进一步表明酒泉先民在距今3900—3600 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技术,同时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古代冶铜业的萌芽和发展状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火石梁遗址局部
火石梁遗址内采集标本(www.xing528.com)
酒泉境内玉门火烧沟文化,被考古学界认定为一种独立的地区性青铜文化。在火烧沟等6 个地点发现270 多件铜器,年代为公元前2000 年至1600 年(夏商时期):已发掘清理的314 座墓葬中,三分之一出土有铜器,其中青铜所占比例已超过50%,不仅有砷青铜,还有锡青铜。器类有斧、镢、镰、凿、刀、匕首、矛、镞、锥、针、钏、管、锤、镜等,工具武器类占40%,装饰品占60%,未发现容器。其中空首斧、环首刀、矛、镞、手镯、扣饰连珠饰、四羊首权杖头都是新器类,镞以双翼带銎镞最为常见。种种迹象表明,火烧沟文化的青铜制作,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铜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不论器型还是工艺水平,都较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明显进步。由于酒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区,草原牧猎民族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所以,多种文化碰撞融合,必然在其遗存中有所反映,这突出表现在彩陶及青铜器的风格上。如青铜四羊首权杖饰,呈罐形,有圆銎以纳柄。中部四面饰对称的四只圆雕羊首,双角下弯,形象生动。羊首系用复合模具分铸,镶嵌于杖饰主体而成。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
对玉门火烧沟文化钢器进行的定量成分分析和金相检验、表面定性成分分析以及表面局部除锈分析等显示,火烧沟铜器材质多样,以红铜比例最大,杂质元素多样化且含量较高,反映了冶炼所用矿料是多金属共生矿或混合矿,冶金技术尚处于较原始阶段。火烧沟铜器以铸造为主要制作工艺,不同类型的器物在材质和制作方法上有别,红铜仍然是普遍应用并在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金属材料。通过比较玉门火烧沟、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三个四坝文化遗址铜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发现既有共性又存在较大差别。
冶铜址
但是由于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西部地区错过了与中原地区前后相继进入文明社会的时机。中原地区已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很久以后,酒泉乃至西部地区仍处于众多民族迁移流动、未能形成文化趋同中心的落后状态。与这种缓慢发展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这一地区的青铜制造也进展缓慢,有些文化类型的青铜工艺较齐家文化有所进步,但终难跨过齐家文化所代表的那个青铜制作的低级阶段,产品仍以小件器物如工具、武器、饰件等为主,极少发现青铜容器,更不用说成套的礼器了。青铜业只沿着制造兵器的方向发展,这也正反映了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无法形成大规模青铜冶铸的生产力,也很难培养出一批专门从事青铜制造的技艺精湛的工匠。而且,不存在以严整贵族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环境,也就不可能产生对青铜容器和礼器的强烈需求。这种种因素都使得酒泉地域土生土长的青铜冶铸业,在年幼期即陷入了停滞和枯萎。
(本文摘自《金塔文化遗产研究文集》,作者系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刘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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