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叙事对和谐之道的价值窄化

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论题，但就其动能的生成性来看，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结构，现代社会构建出新型的现代动能，从而构建出现代社会的经济跃式统，包括工厂制度、金融制度、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系统、商品的营销、国内与国际市场制度体系、科研和教育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与此同时，由于竞争和规模化需要，人们处于高度的组织状态中难以自拔，因此工具化技能教育成了满足人们参与激烈竞争和就业的基本价值向度。所以，所谓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以资本、技术、市场和有关制度安排等工具理性为导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

在现代化大潮的裹挟下，所谓的速率和效率，实际上就是以物质财富——具体说就是金钱——为标准，在满足资本的利润最大化需求时，连带满足人们的物质财富诉求和更多物欲。其代价就是，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程度地蚕食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地占据人们的时间。所以，现代社会会造成人的需求单一化、个体认知浅表化，个体主体性、意义性丧失。正因如此，物欲的极大满足未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和幸福。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人们不但没有比较充分地实现价值，反而陷入怅然若失的迷茫和焦虑之中。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迷失了自我，社会迷失了它的主体性。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人类，进一步认识自我，进而实现人的理性再平衡，改善社会的环境结构，改善人的社会生态动能，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生命全面展开和绽放。这是现代社会走出自身困境的必由之路。

近现代开始之初，西方思想家在表达观点、建构理论时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就是理论与人相忘，与人的意义性相忘。面对这种局面，英国文豪狄更斯（1812—1870）在《双城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感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多少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张相伴而行的诸多思想理论和价值意识的缺陷及其裹胁性。这一局面直接或间接导致人的行为活动与道德、审美和精神的意义性向度失联，人的价值和意义理性向度简单化。重新确认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间性，以实现现代社会的理性再平衡，便成为时代的重大主题。

现代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的重要推手，现代社会的不少思想理念以至意识形态便根源于此，其作用和意义自是不能忽视与低估。例如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价值和理性，就源于亚当·斯密（1723—1790）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既有深向度的认知，也有浅向度的认知，总体来看代表了他所处时代西方经济学的最高水平。需要注意的是，鉴于当时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局限，他并非在所有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都处于当时人类已有的最高水平。例如，非功利或非实利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作用，国家在社会治理上的安全保障与统筹协调作用，政府在重大制度创新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作用，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等，中国先秦时代的先哲早已有所论述，这些正是亚当·斯密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短板所在。数千年间，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之于西方的意义远胜于西方之于中国。

这里不是试图否定亚当·斯密的贡献和历史意义，他被视为现代经济学鼻祖，对其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而且，《国富论》出版之后，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其中的缺陷，并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和贡献。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出现了其洋洋大观的盛况。但毋庸讳言的是，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国富论》以下三个显而易见的缺陷仍然深刻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所处环境：其一，资本理性向度的金钱化；其二，价值理性向度的双重窄化；其三，理论向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明白这些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改善人类的未然性效用向度。这里着重阐述第一点。(www.xing528.com)

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交易具有普遍意义，以至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样态，传统社会较为封闭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迅速瓦解。这也意味着无论喜欢或愿意与否，人们在与外部联系交往、解决日常生活需求时，必须拥有相应的支付手段——金钱。正因如此，社会上产生了这样的金钱理性：“有钱并非万能，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由于富有现实说服力，这种金钱理性使得人们与外部的间性可以简化为表层结构上的“钱与物”的意义性极大化。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意义性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金钱理性有较为雅致的表达方式，那就是“理性人”假说：作为消费者，理性人会以效用最大化作为交易目的；作为生产者，理性人会以最低的成本费用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理性人”假说其实就是亚当·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著名论述：“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之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实际上，这就是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思想灵魂。但是如果做一些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实与理论预期之间有着不小的效用向度的背离。

金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在功能上，它有极大的效用向度，大到但凡能够进行交易的东西都可以买卖。金钱的这种功能让人趋之若鹜，于是产生了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但许多事物有其利的一方面，常常就有其弊的一面，金钱也不例外。金钱之弊就在于，它把事物的意义缩至最小——把所有东西都变成金钱，然后再去追逐事物的最大意义，包括人和人类的最大意义。这样，简单化便成为金钱的重要功能和特征，其结果必然是事物的意义性越来越小。这种逻辑其实就是金钱的悖谬、悖论，是人的理性工具化和物欲化的结果。

例如一棵树，拜金主义只关注它能够做成什么样的器物，在市场上怎样使金钱变得更多。至于这棵树是不是要种上100年，是否有更多的用途——树的风景作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情感和审美的影响，对保护水土、生态等方面的意义，拜金主义是不加考虑的。由此观之，现代经济学所言的价值和理性，大体上就是金钱意义的价值和理性。它甚至成了资本叙事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