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区社会的意义性-《和哲学》中的探索

社会的存在方式是一定社会环境功能结构及适度性的重要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着社会的生态理性对于满足人们的德性需求的和合度水平，以及感知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义理性的密切程度，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感知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义理性的发展及关系性的水平。人们如果对社会的存在态的各种意义间性无感的话，就会觉得陌生，所处的环境即便热闹非凡，自身也会成为孤岛。

就一般定义来说，社会是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集合体。但无论是从高度抽象的概念来看，还是从现实的存在感来看，社会之于现代人，除了一片接一片的高楼大厦之外，常常是一个模糊的存在。社会规模越大，人的社会性越大，个体对社会存在反而越觉得迷茫，犹如无根的草漂浮在江河中，随波起伏。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和困境，无疑折射出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在人们的感知理性上，社区社会的意义性与实在感的失落有莫大的关系。

现今，人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舞蹈。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舞蹈自从出现以来从未被人类放弃。这说明精神文化需求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永恒的意义

史前社会形态源于人类的群居偏好。因为，单个个体不仅不能称为社会，其生存状态往往也比群体更为艰难。也就是说，个体如果选择离群索居，既有难以承受的环境安全风险、恐惧以及生老病死的诸多挑战，还有如何实现自身的存在性、意义性与生息繁衍的问题。群体拥有个体难以企及的应对环境挑战和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组织优势，包括组织生产力、组织抗衡力等，因而含有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福利。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简单朴素的本体意识及意义间性的感知，《周易·序卦》中有这样的一言凿通地老天荒的阐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有礼仪的制度安排）。”《周易·系辞》则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种关于天地性命之说，其实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且蕴含着人类社会最初生成的基本道理。

老子曰：“能知古始，是谓道纪。”[1]通过社会的原初形态来理解社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历史上，“社”是祭祀“土神”的场所，正如《说文》所言：“社，地主也。”谁是立“社”者，谁便拥有了该土地的主权或使用权：“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2]与“社”相组合的“稷”，就是祭祀“谷神”的场所。诸侯才有资格拥有“社稷”，因而“社稷”又常常代指邦国或国家。孟子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就含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总的来说，“社”不仅意味着特定群体对特定土地拥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还是众人聚集在一起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场所，也可以说是古人关于族群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理性的教化场所。这虽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与其说是功利性的，毋宁说是意义性的。“社会”一词更多是语言习惯的扩展而已，因为社会本来就已经存在。

骨笛，以丹顶鹤尺骨制成，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共25支，距今8800年。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有几支还能演奏现代乐曲，音韵悠扬，令人赞叹，昭示着中华礼乐文明“东方既白”的史前气象

以往的教科书，往往以野蛮蒙昧指称史前时代，让人觉得那时候的人与其他动物差不多。但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这些说辞就显得过于自以为是了。从距今七八千年的彩陶盆、骨笛来看，人类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是本性使然，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对身心喜悦的追求，并不亚于现代人。值得思考的是，无论是史前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类除了物质生活需求之外，还要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等。所有这些生活形态的实现和满足，没有社区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平台的支持，都难免这样那样的缺憾或不足。相关功能的缺失，是现代社区社会的重要问题所在。这说明，根据人的本性、人的生存生活需求来研究历史和现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将其中的意义理性阐释出来，是相关学术研究的任务。

上述社会形态显然还有更早的文化渊源。在史前社区社会，人口规模比较小，还常常有浓厚的氏族或宗族血缘关系。邦国一般都由若干这样的社区社会构成，国家则由若干邦国构成，成为一种拥有更高主权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现代社会意义性迷失问题的话，我们会把目光投向现代学科分类。现代学科分类虽然有促进专门化的优长，但使社会存在破碎化则是其弊，历史教学不讲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古代社区生活的情况，历史上虽说没有典籍文献予以专门记载，但也有侧面反映。如《诗经》的有些篇章对周朝社区生活的反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诗经·郑风·子衿》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诗经·郑风·溱洧》

上述两首诗，第一首描写的是一个少女思念和等候情人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有思念时的情感表达，有城阙上形单影只的顾盼，可谓个人精神生活的典型显现。如果把诗歌只作为情感的抒发，只看作文学艺术，那么现代教育教给我们的东西就太少了，以至于生活的意义性、人生的意义性、社会的意义性等，在我们的无感和不自觉中已然流失。由此可见，无论是哪种形态的理性，都不能平白无故地得到。人类要获得更多和更好的理性，就要对事物有真切的理解和认知。

第二首诗描写的是上巳节（每年的三月三日），行过成年礼的少男少女，手持鲜花，到郊外解冻的河滩游玩的热闹场景。生动活泼的情态与青春气息，跟春天万物生机盎然的格调相交融，洋溢着生命意义性的勃发与绽放。诗中借用日常生活用语，让对话的一对少男少女的情态毕显眼前。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意义性犹如一块隙地，用心耕耘，它就会成为一块沃土，成为人生和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人生和社会的艺术高地、精神高地；忽视它，遗弃它，它就会成为一块边缘化的素地、荒地。

周朝是“礼乐文明”的鼎盛时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社区社会的风俗与文化资源自然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多元情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诗经》这部旷世经典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高地，确实不足为奇。这从侧面说明，史书记载的历史是非常不完整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在《文史通义》中开篇立义“六经皆史”[4]，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如要显豁理解更确切的含义，则需要借助“意义性”或“意义间性”加以指正和释出。实际上，对一般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考察，更能说明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文明是否发达。如果缺乏对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观照，再发达的社会和文明的意义性都是非常有限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何以能够产生老子和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当时的社区社会的生态和人文环境做些探讨，吸取其中的养分，应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从典籍文献来看，春秋时期仍然保有西周的不少文化传统，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宗庙建筑与历史和艺术有机融合。中华文明的传承有其独特的文化纽带，其中包括绘画艺术和建筑形式。这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高地”一节及其他有关章节已有所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青铜时代之后，某些被视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和宗庙彝器，发挥了史前彩陶器对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作用，例如前面讨论过的人面纹饰青铜鼎。据文献记载，大禹之时，“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5]。也就是说，借助青铜器的塑形功能，将某些重要事物和动植物著于其中，通过口语加以解释，不仅可以传承生产生活知识，还可以传承许多思想理念，因而拥有与天下共其和的价值导向作用。而理学争论不休的道器论，其实早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知”了；同理，人们常说的“文以载道”，实际上就源于史前时代的器物，例如陶器、玉器等，实可谓“器以载道”。前文讨论过的“中华祖神”和“帽正”，尤具典范意义。

“文以载道”可谓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例如《周易》，表面上看是以卦画编辑而来的占卜之书，所载内容却是源自远古时代的知识、思想、理念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性辨释及其意义理性的转化，实可谓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矗立于中华文明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大精神高地，故而《系辞》说：“兴神物以前民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其中的“极深而研几”、“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尽意”、“鼓之舞之以尽神”、“感通”、“会通”、“变通”、“事业”、“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等语，其实都是人类与知识、知识与事物之间关系性、意义性的表达。现代人开口一个科学、闭口一个科学，不知道所谓科学与此有什么不同？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器以载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生态。《论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6]这多少说明，在春秋时期，宗庙或太庙这样的重要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百科全书的作用。《孔子家语》的记录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其书记载，孔子年轻时游历周天子明堂，就看到“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屈原的《天问》《九歌》《远游》等，不少学者都认为是根据楚国宗庙的图画及原有的文本创作而成的。

总而言之，在中华传统文化结构中，思想、哲学、诗歌、绘画以及各种造型艺术有着密切的同源性，并显示出中华文明“应律而动”的自然律动偏好和历史文化渊源，在有限的社区、建筑和艺术空间里展现出人和社会存在与环境和历史之间的意义性及多维度的联通性人文特征。现代社会常说的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在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关照，是以能够在精神上实现较大的和合、和解与和谐。所以，现代社会的某些现实问题，与其说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毋宁说是思想和价值理念过于注重功利而有所偏废的问题。

2.学宫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周朝设有“辟雍”，可谓最早的国立大学。辟雍作为天子尊学、举行典礼的场所，各邦国都可以派人到此学习有关典礼知识。同时，各地邦国设有学宫，相当于后来的学校，如孟子所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7]“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8]

那个时候，学校在客观上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www.xing528.com)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9]

显然，任何规范教育都有其循序渐进的梯级化教学设计，从孔子传“六艺”之教——礼、乐、射、御、书、数——来看，这些都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后来私学兴起，反映出随着周朝井田制的衰败，其中的公田作为财政来源已难以为继。当时的学校除了孝悌人伦之教外，礼教、诗教、乐教等也是其中的大项，表明社会生态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公共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们一般都说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实际上，他还是一位音乐大家。如若不然，如下记述就难以理解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0]“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1]而孔子所言的“文”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2]，无疑是个体通过学习各门知识所产生的综合气质和精神面貌，显现出独特的“既和且平”的人文之美和人文之魅。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教养融进人的血液里，就会成为一种气质。

又如前文所引《溱洧》“士与女，方秉蕳兮”，其实就蕴含着当时成年礼的礼仪制度。只有行过成年礼的人才能以“士与女”言之，个体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才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挥，上巳节“方秉蕳兮”，跟同龄人去郊外游玩时才会有如此的欣然之乐。正如有子所言：“礼之用（作用或效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3]是以乐而不失其精致细腻之美。

3.通史制度。在上述引文中，“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有些不好理解：在当时还不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孔子如何能够知道远方郑国发生的事？其实，这是周朝“通史制度”的结果。

这种制度安排的具体作用就是，某个邦国发生了史官认为重要的事件，史官不仅会将其记录下来，还会通过信使传到其他邦国去。各邦国将其视为重要的文书档案，存于史官处，逐渐发展成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正因为有这样的制度设置，《国语》记载的这一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

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

使求，得之金椟，如之。[14]

关于周朝通史制度的记录很少，人们也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周朝社会的运转、社会人文环境和社会生态的连通性，这种制度安排无疑有其独特的重要性。据史书记载，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15]，亦即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如此看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确实有其现实制度支撑。

4.知识权威。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商朝已经设置了诸多各司其职的史官。从“君举必书”[17]的职能来看，史官对最高统治者的行为起着一定的监督、制衡和纠错的作用。而史官能起到这种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般都有广博的知识，拥有作为文化和文明传承人的地位，是以成为当时的知识权威。

史官制度的设置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一制度反映了中华文明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连续性和韧性的内在制度结构；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文脉——尊重知识和文治偏好的重要历史渊源，并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资政和集思广益的作用。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8]

这一事例说明，懂得事物存在的意义性，具有意义性思维，非常重要。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有功利性意识和功利思维，而没有意义性意识和意义思维，就难免连自己存在的意义都会无感，在盲目的作为中流失自身存在的价值，最终后果不难想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传统文化评价中的“昏庸无道”：人的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相应的意义性，由此而来的常识、常理其实就是意义理性，不具备意义理性就是“昏庸无道”。

从构成来看，知识可以分为专业知识、制度规范、日常生活常识、观念和道德伦理知识、情感知识等，它们共同组成社会日常运行的基本秩序。传统社会拥有较好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意味着有较好的人生机会和出路的稳定预期，能够带动民间进行智力投资，增进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由此形成，社区社会保持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由于个体间的知识结构的非均质性差异以及处事处世的公允性，在一定群体中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知识权威，他们会成为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在群体中进行道义救助和精神救助的重要力量，发挥政府行政系统和公权力有所不及的作用。历史上，这种力量的代表就是处于基层社会的士绅阶层。《论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

陈亢问于伯鱼（孔子的儿子）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19]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20]

这说明，传统社区社会是一个有待更多、更进一步认识的对象。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知识权威的形成，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互动交流、相互促进，提升相互的人文底蕴和积淀，推动人的价值和意义性的升华，有其独特的社会生态意义。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21]。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22]良好社区社会的建设与维护，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点和支点。

中华文化是一棵有着近万年年轮的大树，她的根系遍布于中华大地的每个社区，也得益于每个社区的共同呵护。时至今日，世易时移，通过社区社会的建设，借助于现代技术的独特优势，她神奇而伟岸的身姿，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姿彩，抒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