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自然生态时间差序效应

“时间是宇宙的泉，永不停歇。”在宇宙中，时间是一种极高明的自然规则和自然秩序。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应的思考和诠释，时间尤其是时间的效用向度在人们的思想和知识结构中是一种均质的存在。但是，如果对人类的行为及周边的环境和事物细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现实生活中，由于先后、左右等空间差序结构是客观存在的，相对时空一般都有一定的流动性，并表现为空间和时间具有非均质差序变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对此进行了堪称典范的艺术表达。诗中展现的时空环境与一般的自然时空不同，它被赋予了人类的精神情感，并且彼此高度和合，展现出特定的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从这一角度来看，发现事物的意义性与人的特定精神情感之间的意义间性——例如相互间的和合性与和合度，对于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自然科学方面，发现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性或意义间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地球环境而言，时空流动性特征是特定时空在相对时空的运动性作用下产生的。时空的流动性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现今人们比较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就会使海流所经之地的气候环境出现明显的变化，改变原有的时空效用结构，产生一种新的差序时空结构，其差序效应甚至会波及全球气候的性向和性状。厄尔尼诺现象属于地球环境的内生性效应。那么，不同的宇宙时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渗透和流动关系？例如太阳耀斑对自身时空的耗散和能量输出，周边时空因此拥有相应的输入性时空等。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讨和认识。接下来着重讨论时间的差序化特征。

地球环境的高度可以视为第二种纬度或第二域态。高度会使能量交换的和合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使处于同一纬度上，由于气压等条件随着高度而变化，某些环境因子的生成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时间的差序化特征是由空间的维度和域态结构的差序化产生的。换言之，与自身所处时空的一般基准时间相比，时间的差序化特征表现为效用性向和性状的变化，蕴含着地球环境由于自转和公转引发昼夜寒暑变化，有其特定的非均质效应的作用和意义，并影响着动植物的生态力和生态效用的生成以及生物体内潮汐的速率、效率与效果，反映着时间存在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反映着万物与时间之间的间性生成与变化。因此，由于空间维度和域态的不同，相同的动植物会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存在性及生态效能，与基准时间相比具有差序化特征，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从和合效应的角度来看，“和”的维度结构与环境域态结构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环境域态结构不仅是动植物和合度的重要影响因子，还会影响其生成性和打开的时间路径。

有趣的是，这里还蕴含着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命题：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结构和形态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变换空间维度结构和形态，可以深刻地影响生物生长的路径。也就是说，时空的相对性蕴含着时间效用向度的诸多可能性。那么，基于时间效用向度的可变性，时间是否有闭合性、色性、兴奋度，或者张性和曲率等？同样让人感到饶有兴味的问题是，寺庙在选址、设计和建筑上，是否含有某些时空的差序效应和差序优势？

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报道：“在你脚下很深的地方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物理学家通过计算得出，地心的年龄比地表小两岁半，这要归因于广义相对论中所描述的重力的影响。”[9]换言之，时间至少在实态空间和虚态空间是不相同的。同理，如果据此进一步研究不同个体及其内在知识结构的意义间性，就不难明了不同个体对同一事项的反应、熟练性和效率为什么会不同了。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A时间差序优势=A差序效应（效果）-B差序效应（效果）。(www.xing528.com)

如此看来，时间效用的非均质差异可谓无处不在。经典能够留传下来，实际上就是因为历经岁月的消解仍然不减其魅力。从生成性及效果性的角度来看，它们具有相应的金字塔效应和巨大意义。

现实中，一根蜡烛或一枝响箭都可以让时空变得不同，何况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更何况最有灵性的人。寂静中，把摸一下脉搏，倾听一下心灵的律动，谁能说外面的时空没有为之摇曳？倘若将光速视为时间的最大曲率，地球环境的基准时间曲率就是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表现为昼夜、四季、寒暑和节气等地球环境生态效用及生态力的变化，那么，大林寺桃花和地心年龄，其实都可以视为时间在不同空间有不同曲率的反映。

中华民族是自身所处环境孕育出来的民族，亦可谓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和合共生的典范，并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的诸多特征。例如，许多哲学思想和哲理与特定时空环境有着高度的关联，因而很容易转换成为一种人文客观和文化审美对象。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情感和审美情趣，持续塑造着中华儿女的人文气质和精神风貌，反映着文化中国的丰富维度与深沉内蕴，反映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盛大的浩瀚文脉，反映着中国在作为思想的中国的同时又是诗意的中国，在作为诗意的中国的同时又是思想的中国。这是中华文明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的重要表现。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有一首《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歌传达了独特的世道人生的感悟，虽然只有四句话，却可谓物虽小，以其德大，故能和。苏轼文才极高，仕途却坎坷多舛，屡遭贬谪，但性情旷达，堪称千古人杰，自成高地，给传统文化注入了人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真性情伟力。例如，他被贬黄州时，一次外出遇雨，没有雨具，同行者都很狼狈，他却不以为意，并赋《定风波》以志之，可见其德性禀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苏轼的人生旅途及其诗词文赋来看，无论晴天阴天，无不是风有风精神、雨有雨精神，无不是精神的诗意、精神的诗[10]。一个人的精神和解达到这样的境界，亦可谓生命意义的极致了。大而言之，这未尝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显示。相比之下，不同个体的人生意义与精神和解能力会呈现出不同的维度和序列分布，使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而多彩的内涵。

受传统文化熏染，笔者不揣浅陋，也时有吟哦。2007年秋冬时节到杭州参加一个项目会议，因为时间紧张，傍晚才到西湖边。当时雷峰塔已经关门，在暮色中望着天边升起一轮初月，随兴吟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道：“乍冷犹暖千古事，曲径廊桥过去年。”[11]虽是随兴之作，却不时撩拨笔者思考：时间是否因形式而获得具体的存在？形式是否可以改变时间？时间是否有不同的风格和气质？是否像书法那样有魏碑、有楷体、有草书等形态？显然，这些思绪未免过于放任，但时间的存在性受空间效用向度及其形式的影响，也许具有一定的道理。前两年所写的一首《青春祭文》，也有这样的时间情怀。作为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华儿女，能够以诗意传达世事、人生和情感，未尝不是满足自身德性需求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少年时对先贤们的企慕，在偶然的最佳和合度的激发下，竟然能够有所实现，其中的创制之乐和不期而至的满足感，显然不是物欲需求的满足所能比拟的。这说明，在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需要不断地感悟人生，以显示其意义，以答谢生命的馈赠。

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德性，因而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态，并或多或少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人文偏好。这些人文偏好中不乏深沉而高远的情怀，时代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时态特征以及善的高度和精神的高度。那次杭州之行让笔者深受震动的是，傍晚还在西湖边漫步，午夜时分却已经回到广州街头。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高效性是一种重要的德性，能够让现代人做到古人无法做到的许多事情。与这种德性相唱和，或许是每个现代人都需要做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