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空间差序效应及哲学中的和谐之道

将公共空间的意义理性化或理论化，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这里借助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加以转化，或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是历史中还是现实中，都还有许多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意义理性素地有待耕耘。

从效用向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有其独特的效用性向和性状，甚至有效用性向和性状的结构性分层。在相对时空中，差序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其一，稳定性的差序关系；其二，动态性的差序关系；其三，不确定性的差序关系。

在现实中，空间的差序关系及其效应对人的行为活动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活动效率和费效比的辩证关系。所谓经济活动，实质上也就是费用在高费用率和低费用率之间平化，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一种舒张或闭合的费用曲率效用向度关系。在经济活动的费用变动中，空间的经济功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费用、环境便利性和安全性等基本要素是否具有必要的和合度的重要表现，并显现出多元的内在结构和维度以及相应的几何特征。

司马迁（前145—前90）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这样一则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这句话的现代表达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其含义就是，在货物价格一定的前提下，费用将随着空间跨度的增加而增加，相应地，经济活动的和合度与效益将越来越小，以至于最终为零，有时甚至陷入得不偿失的困境。有鉴于此，人们会根据时空跨度的大小及其费效和合度来选择经济活动以及活动范围的半径。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活动讲究投入与回报的合理性，但是人类有许多活动首先讲究是否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去做某件事，活动出于意义，目的在于意义，这类活动可以称为意义性活动。有了这样的分辨，我们就不难想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都是意义性活动，虽然其中或许含有一定的经济因素或者受经济因素的约束。意义理性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意义经济学也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之中，只是没有得到重视并被揭示出来而已。孔子说：“见利思义。”[1]“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2]这是意义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需要注意，虽然意义性活动首先考虑意义、目的在于意义，但意义性活动减少或萎缩，势必导致整体经济活动减少或萎缩。换言之，经济活动与意义性活动存在一种微妙的间性或关系性，有其内在的和合度；缺少相应的和合度，势必陷入“物失其和则弊”的困境。所以，在一定的经济实体中，经济活动与意义性活动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平衡。这也说明，个人或者私人的意义性活动例如精神生活，对于弥补公共的意义性活动有其独特的作用，值得做更多的探讨和研究，不宜简单以消费或者需求不足概言之。例如，现实生活中的节庆活动、个人的休闲旅游、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科研、国防、外交、治安、疾病预防与控制、社会保障、规则、契约、公平正义的维护、环境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等，都属于意义性活动，都属于意义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从这一角度来看，倘若不考虑或者忽视意义性活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必要性，对经济活动的深层次意义的理解无疑就会缺乏相应的透彻性。而把人简单理解为经济动物，更是自蔽其明。毋庸讳言，缺乏意义理性的思维和意义理性的考虑，使得现代经济学过于注重实利，同时还导致其解释力严重不足，甚至扭曲和窄化人的正常思维，其潜在危害值得重视。现代社会为什么如此混乱？现代经济学的缺陷和导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说明，建立意义经济学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现代经济学的所谓费用，表面上看只是简单而均质的数字或数据，却对应着丰富而复杂的非均质现实。其中既有技术的非均质因素，又有制度的非均质因素，还有自然环境的非均质因素，有时甚至有不同的人文环境及风俗习惯的非均质因素，并由此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具有一定序列性的差序结构和差序效应。由于费用曲率的意义关系或意义间性不同，即便是相同的经济活动，如果主体、区位和时空环境不同，也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非均质可能性，并且需要做出因地制宜的对策或制度安排。

基于空间环境的各种要素的费用约束，人们可以通过有关要素的优化来降低总体费用水平。例如，改进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工具，减少流通环节和区域间的封闭性，提高安全保障水平等，都有助于经济活动的费用曲率平化。随着费用曲率的平化，某些原本不合算的经济活动就会出现转机，成为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换言之，即便是实利经济活动，它的意义理性也是可以改进或者重塑和再造的，其要义就是改善有关经济活动的费用曲率，提高经济活动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与和合度。

所以，所谓费用曲率平化，实际上就是通过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制度安排，使经济活动在比较合理的费用尺度内实现较大范围的流动性与和合度。同时，由于时空的动态性，单项活动的总费用还会表现出随跨度大小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空间差序效应，在理论上表现出经济活动含有多维度的费用结构和费用效用的机会间性，使不同的经济事项结合成一种集合体或者使其富有组织性。在机会间性的综合作用下，经济活动会得到更大的空间结构的和合度。中华传统文化将其表述为“天时、地利、人和”三种维度。相应地，有关活动的费用间性或费用关系就会出现良性转化，反之就会出现或增加负面性的解或者说负面影响及后果。

根据现实中费效比的空间差序关系和空间差序效应，对于某些重大事项，中国古代社会做出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例如，《史记·周本纪》记载：

王（周武王）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www.xing528.com)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文中所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显然是根据“中国”的自身地理环境与空间结构而做出的判断和制度安排。但需要注意，制度安排虽然含有经济性、便利性的考虑，但更是出于意义性的深层考虑，亦即制度的公共适度性及其公理性意义，这样才会减少分歧，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和解。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话，地点的选择就不见得那么重要了。例如春秋时管仲提出“相地衰征”的地租征收制度，就是根据资源禀赋的非均质性差异，对赋税负担实行等差化对待，其价值取向仍然是制度的公共适度性最大化及其公理性意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先哲的治国智慧和国家治理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并不仅限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本质上在于它的精神意义，亦即精神意义的中国——公共最适度以及制度的公理性。

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记载：“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秉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说明司马迁的记述有着非常坚实的史料依据。该铭文还确证，至少在西周初年，“中国”一词已开始使用。

总的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王者还是统治者，都不是简单的抽象概念，而是含有与普天之下共其和的内在规定性。用传统文化的话语来说，德大能和而已。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有这样的记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各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这种叙事显然比较偏重资源环境对人的技能、行为和习俗的影响。但是，“三河”之地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核心作用，经济的集聚与辐射效应的意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更清晰的阐明。例如，“诸侯聚会”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意义性活动，由此带来的经济集聚和辐射效应显然不可低估，是以能够“土地小狭，民人众”。相应地，将其语序进行相应的调整，方能凸显和提高其意义的清晰度。

另外，特定时期的费用曲率平化水平和费效比形成的经济活动差序结构与差序效应并非总是一成不变，随着技术的进步、有关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改善，许多原本不划算的经济活动又会出现转机，产生新的和合效应，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经济融合。所以，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经济活动都有相对差序空间结构和差序效应，其中的原因既有外部的需求拉动，又有内在机制的意义理性的改进和优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多元市场主体作用下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图景：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从意义理性的源流来看，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司马迁的上述阐述中已经具有了它的基本形态。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就是人的潜在思想意识与事物的意义理性的相互唤醒与联通。这还表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就是一个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市场经济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让人疑惑的是，所谓现代性，为什么不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拥有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元素？如此看来，现代社会的历史视野、思想认知和叙事方法，还有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不然的话，现代社会的所谓理性，就难以避免其历史时空结构的意义狭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