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化：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构建的重要标识

何谓价值理性化？本书的观点是：价值理性化就是价值观的理性化，就是一定思想理念的信仰化。所以，价值理性化既是一定的社会文明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标识，又是一定社会的精神和解、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构建的表达，属于精神哲学的范畴。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一经确立的价值观或价值理性，会为在现实生活中的有关行为活动、行为方式、达成共识方面提供合理性、正当性的精神支撑，并且为个体、群体、组织的行为活动提供应当与否的提醒、指引或规制作用。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典籍文献记载的许多史实、事件、器物、名言、作品等，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其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表达，发挥着价值理性化的功能。《周易·贲卦》有一句名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于价值理性化构建就有统括意义。该文的前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天文天象，就可以知道目前的时态或者时态的变化，采取相应的举措或活动来获得利益。但如果毫无约束和规制，就会产生“竭泽而渔”的不良后果。所以，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对有关活动进行约束和规制。整句话的意思在于着重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通过明文规定对行为活动划定边界，明确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不允许的。概而言之，《周易》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化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群经之首，还有许多经文都具有价值理性化的意义，如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大体意思是：天与地的变化生成了四季的时序，而商汤取代夏朝的统治、周武王取代商朝的统治，实际上与时序的变化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遵循上天的意愿和人世间的人事、人道需要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说辞无疑为“汤武革命”提供了冠冕堂皇的依据，但要让人更加信服，还需要许多具体而微的阐述和表达。为此，周朝统治者给出了“天命靡常”说——“天命靡常”，“聿修厥德”[30]，“怀保小民，惠鲜鳏寡”[31]。大体意思是：上天让谁统治世间，并没有恒定之选，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德行，例如是否能够让民众得到应有的福祉，让无依无靠的人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诸如此类，围绕“汤武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周朝统治者为说服商朝遗民，可谓做了大量的精神和解工作，并以此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由此不难明了精神和解与否对于人心向背的意义及其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社会教化，大体上不外如此。

上述两个事例各有不同的特点，一个是约束或规制型的价值理性化构建，一个是政权建立的价值理性化构建，但都具有国家层面的意义。难能可贵的是，这里并没族群上谁比谁更高贵，因而更有统治权和管治权的思想意向，而是一律于理性的同一性与公理性。这应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之所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而富有生命力的德性之所在。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就拥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所谓精神生活，实际上就是生态理性以及有关价值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显示，它既可以反映在语言和文本上，也可以反映在器物上。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于人们常说的“精神”，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定义：精神就是人的本体意识与特定价值取向相结合的产物，转而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活动的思想理念，并且有其相应的结构性与多维向度的特征，可谓人的德性和生态理性与环境和事物达成特定和解的显示。

中华文明很早就已经显示出自身独特的理性偏好与文化特征。从考古资料来看，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兴隆洼等地的中华先民已经制造出精美的玉器，创造出了富有中华文明特色的精神文化建筑和富有自身文化及文明特征的重要载体，并且在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发达程度。找到玉材之后，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加以雕琢。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类行为是不可理喻的。这足以说明，玉器绝非一般的物质产品，除了其自身质感的美之外，还有精神方面的寓意，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精神无价的理念，在中华文明的玉文化中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诠释。这还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但决不能让道德塌方，不能让精神溃败，不能让孕育民族德性生成的价值理性成为人迹罕至的精神素地。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距今约8000年

中华玉文化有一个持续的演进过程，是中华古文明生态理性的生成和律动的体现。它既是中华先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又是进行精神生活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最初的玉器或如传统文化所说，具有通灵的作用，因而可以视为史前时代巫师或祭司与神灵沟通的神器。这样显然难以避免史前时代的统治者——巫师或祭司们，为实现自身的德性需求而出现的权力越界问题。这一问题会推高社会总的费用率水平，导致社会整体生态的寡生化。同时还需要注意，这些史前时代的巫师或祭司，应当是最早拥有小康精神生活的群体，并且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明了精神价值和精神生活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所以，虽然自五帝之一的颛顼进行“绝地天通”[32]的宗教改革之后，灵玉说逐渐式微，但中华先民对玉器仍然延续着特有的文化偏好，常常用其诠释人生的价值诉求。此亦可谓中华先民和中华文明与天地、与环境、与万物达成精神和解的重要显示。

另外，中国史前时代高超的琢玉技术，也极大地推动了工具制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无形中成为促进各民族融合、推动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参与者。到周秦时期，以郡县制和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社会的大一统最终实现，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在风格与气质上的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玉有德”，信哉斯言！

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尊距今5300年左右的陶人，现收藏于敖汉旗史前博物馆。据介绍，陶人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通高55厘米，胸围最大宽度65厘米，体表通体磨光，局部施有黑彩。头部和面部比较完整，戴有完整的冠。整座陶人上身写实，下身写意，两肩耸起，身体前倾，富有动感，表情张扬，神态夸张，被学界誉为“中华祖神”。(www.xing528.com)

“中华祖神”无疑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学内涵，散发着中华先民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底蕴和高远的精神气韵。让人讶异的是，在陶人的帽子上，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帽正”已经出现。《周易·系辞》有这样的解释：“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陶人的衣冠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思想理念和文化形态由来已久。首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33]，这些后世理念都可以由“帽正”这种器物得到价值理性化的最大解。孔子的这种思想理念和言论，对这尊史前陶人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气象的传承，其准确性可谓匪夷所思。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中华文明有自身独特的“衣冠文明”，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其次，汉字君主的“君”含有号令天下的意思，这尊史前陶人的形态和精神气度，较为传神地表达了这一价值理念的思想寓意和文化内涵。再次，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祖先神和祖先崇拜，在这里亦显示出了端倪。

这是一件清朝中后期的翡翠镂空帽正。中华文明基于现实生活的可实践意义与祥瑞文化偏好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力及高度的历史绵延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华文明以其文化韧性，在本土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其中无疑有着纷繁复杂的内在机理，有着丰富实践意义的价值内蕴及其效用向度。玉文化偏好就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案例，此间无疑蕴含着中华文明独特的人文风格和精神气质，是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价值共同载体，并在日用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管理的重要手段，中华先民思虑之高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最晚不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玉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其人文内涵逐渐演变成君子玉，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比德于玉”[34]。玉文化对器物的审美转向对人的审美，赋予人以社会性和人文价值的高标准，从小众化转向大众化，以此养成人的德性之美，同时让人性之美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示，使人的情感和价值理念拥有共同的精神和解。换言之，拥有了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松质梅韵、风然自赋的局面就会自然生成。

在结构和维度上，价值观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相应地，价值理性化的养成也需要相应的结构和维度。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君子玉同样是典型载体。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玉材的特质赋予玉以众多的美好德性，如仁、义、智、勇、洁，与人有五德仁、义、礼、智、信互为勘验交融，这实际上就是以玉喻人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在将价值理念与生活中的器物达成精神和解的有机统一，发挥价值理念日常化的唤醒作用；另一方面，客观上或无意中，开启了文学表达上“赋比兴”的先声，使得中华文明富有情理相通的内蕴与特征。

笔者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哲人不乏极端的精神倾向，甚至有精神分裂的问题，而中国哲人往往像神仙那样自在通达？稍做比较便不难发现，西方传统文化相对来说偏好于简单的线性逻辑思维及其工具理性，而中华传统文化则具有情理相通的和合思想内蕴及系统思维的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情理相通的内蕴与特征，《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话有很好的揭示：“古者庖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另外，玉材还有这样一种价值意义：人如果想获得更好更高的德性，就要像玉器那样，通过修炼将瑕疵去掉，将最好的保留下来，也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诗经》则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35]这很好地说明了，价值理性化有其多元的表达方式，需要高超而富有魅力的表达能力，使各种不同样态的文化形态，都能在传播、传承过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一个由多民族融合而来的命运共同体，早期就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有关价值观的理性化无疑是关键所在。以此类推，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实现价值理性化，无论对于人类的精神和解还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道家思想素以清心寡欲著称，但对于玉，老子却有这样的言论：“圣人被褐而怀玉。”[36]这多少说明，无论是圣人还是众庶，都有精神和解的德性需求。传统社会中，玉器种类繁多，制作工艺精湛，蕴含着中华文明极为丰富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可谓文化、精神、艺术、哲学的共同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陪伴着中华文明的情感、心智和精神走向成熟，陪伴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情感、心智和精神走向成熟，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