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哲学：和合、和解、和谐的重要性

夏日荷花盛开，看见一位同学发来荷花图片并赋有两句诗，很合心意，心痒痒的，于是续成《荷日依依》：借得清风且起舞，守着心香任神驰。荷言荷语清如许，夏日夏夜子相知。蝉柳声声春去远，露草泠泠秋将离。暂遗枯枝与霜戏，来年新华更依依。这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情趣，人与物之间的一种精神和解及意义理性的表达。

荷花有其格高韵胜的独特之处，因其品性、气质与风格，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君子之花，与梅、兰、竹、菊一样都是君子的象征。

这里面含有这样一个命题：何为文化？从生成性来看，文化是人类与万物共其和的结果。具体来说，把特定事物或物类的特质和人们所推崇的思想、精神、情怀、风格等意义性与意义理性揭示出来，知其性，识其情，和其意，合其度，悦其美，尚其德，使人与物的统一性实现有机连通，得到人们的认可或赞同，与特定群体、族群共其和，久而久之，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具有特定寓意的符号，因此成其为文化。孔子则有这样的言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0]

从生成性来看，莲成为君子的象征，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有密切关系：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www.xing528.com)

在诗词里面，有更多咏荷的句子，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篇章使荷的意义性得到极大的扩展，拥有了能够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的气象与格局（传统艺术上的所谓自然，大体上也不外如此）。于是乎，荷成为具有特定寓意而内蕴更加丰富的文化形态，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成为君子“以德相馨，和合天下”的象征，成为能够让天下共其和的精神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天下共荷”还是“天下共和”，“以德相馨，和合天下”都是其中应有之义，是以能和天下，是以能成为天下之达道。

有趣的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杨万里与李清照甚至苏轼的思想学理都是比较一致的，都是从意义性和意义理性的维度来理解事物和诠释事物，因而也拥有更大的自主体性，事物的意蕴也更生动活泼，更多元而丰富。其中的絜矩之道，其实就是祛其弊、和其善，以事物自身含有的意义性、意义理性，直开新面，简约者简约之，浩大者浩大之。

理学在北宋兴起有其历史背景，与儒家经典《大学》《中庸》有深厚的渊源。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一，被公认为有“发端之功”的“道（理）学宗主”，对古代中国哲学的贡献自不待言。他的一句名言“万物得其理而后和”，为理学的兴起确定了最基本的范畴。

关于“理”、“和”之间的学理关系，周敦颐在《通书》中有这样的阐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礼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后和，故礼先而乐后。”这样阐释“礼”与“理”以及“理”与“和”的关系，并把人之礼与物之理等同起来，是否与《中庸》所言“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相匹配，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和合天下、天下共和——相匹配，值得做更多的探讨。对于宋明理学学理的窄化问题，尤其是学理上“唯理而理”的向度以及人类对善及更广泛的德性完善的需求未能得到应有的观照的问题，后世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王阳明的“致良知”心学思想虽然对此有所改进，但所谓的“良知”又不自觉地将“理”窄化，甚至导致人与环境和人的认知的外部性与外向性不足，出现过于内敛和自闭之弊。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一体两赋，无疑有其巨大的实践理性意义。但无论如何，宋明理学的义理深度、精神气质、对人的精神的和解潜力，显然比先秦诸子要逊色许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秦学仍是中华文明最高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