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共和：哲学探讨和谐之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典籍文献来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意义理性不断综合的过程。例如，伏羲八卦是史前时代的一次综合，周文王演《周易》是一次综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孔子编辑《诗》《书》是一次综合，汉代设立经学博士、司马迁著《史记》是一次综合，之后晋、唐、宋、明、清等皆有各自的综合。这中间，宋明理学名重一时。总的来看，历次综合都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但在学理诠释上无疑还是比较欠缺的，宋明理学甚至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窄化问题。前文“易道同源”、“道与真善美的同源性”和“人心与道心”从源流上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哲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做了一个梳理，这个论题进一步的统合工作以及所概括出来的精神实质在前文中也已有所触及，接下来要将其中的理路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在思想和价值理念的创制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和黄金时代。后世常常把它看作一个学术争鸣的过程，但同时将它看作一个不断综合演进的过程的比较少。从留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来看，这个争鸣过程是有既有综合又有演进的。《吕氏春秋》就是一个不错的综合，其问题在于内容涵盖虽广，却缺少纲举目张的统合之力。从儒家来看，《大学》《中庸》在理路上反而比较清晰，尽管源流上有其复杂之处。

《大学》的核心思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的核心思想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对待事物和问题上，处于不带个人情绪和偏见的状态，亦即最适当或最适度因而也就最公正的中立状态，可以称为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这种中立状态揭示的事物和问题的实质，其判断和结论就会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与赞同，是以能够‘和众’——与众人相和，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等产生最大的和合效应，可以称为和。不然的话，就难免走向对立、对抗）。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不难理解，所谓学问，就是能够通行天下并与天地、与万物、与环境、与天下共其和的为善之道。同时这还表明，儒家先哲通过引入“和”这一理念，结合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发展，对帝尧的十六字箴言实现了一次较好的综合。

另外，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是一种附带着自身信息因而有着独特记忆功能的文字。在结构上，“和（龢）”字从“禾”，“龠”代 表 乐 器；本 于“禾”，声 亦 从“禾”。从字源来看，“和”应当是上古时期庄稼收获之后，对人们载歌载舞、其乐融融以示庆祝的场景所做的高度抽象与概括。这中间既蕴含着先民们对天地以及时年风调雨顺的感恩，又蕴含着先民们通过劳作而得到收获的陶醉，具有物质和精神情感的双重或多重内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就绘有这样的场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共和之舞”或“和之舞”。

作为生产对象，“禾”是水稻[1]、粟等嘉谷类农作物的总称，是非常重要的食粮。《中庸》通过自身学理的阐释，与古意贯通，有着将“和”转化为人类精神食粮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意涵。“和”既然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以及精神文化生活，进而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庸》还阐述了生产这种精神食粮的方法，这就是“中”或者“致中”。在思想义理上，这应当与前文阐释的帝尧的“道心”说有密切的关系，亦即与人的科学认知活动有关。如果人的认知活动与认知对象或者说事物的本质能够达成高度一致，实际上就是人的主观认知与事物的客观性质或内在规定性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合二为一，那么我们未尝不可将其统括为“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进而走向“天下共和”的境界。简而言之，“共和主义”而已。至此，我们不能不说：“和之义，大矣哉！”

《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一书中的篇章，自唐时起，韩愈、李翱、程颢、程颐等对其倍加推崇，《大学》被认为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被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南宋时，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理念，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编成后世所谓的“四书”，与五经并列，统称四书五经，成为儒家道统的一次集成。

其实，唐宋时推崇的儒家道统，未必全然是儒家自身的东西。从孔子的思想言论和《大学》《中庸》的情况来看，其中还掺杂着不少道家的东西。而且，所谓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乃是中华文明自上古时代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简单称之为儒家经典，未尝不是一种门户之见，自行窄化思想理路，更何况其他思想流派的著作，亦有其宝贵之处。宋明以降，中华学术再不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盛况，原因虽然纷繁复杂，但这种门户之见的拘泥在潜移默化中应当起着持续性的影响。

那么，在源流上，《中庸》所言的“和之达道”，还有哪些思想和价值理念的学理呢？

首先，“公”作为中华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儒家和道家的典籍中都能见到。从儒家典籍来看，“公”的思想价值理念与“公则说（悦）”一语甚为密切。“公则说”出自《论语·尧曰》。在先秦典籍文献中，后世所谓的概念大都是单字，“公则说”中的“公”字，相当于现今的公平、公正，是一定群体中人人都能“共其和”的最大公约数和价值尺度，亦可谓“和以公为基，公生和，和生乐”。《尚书》开篇《尧典》中其实就有这样的义理，如：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公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反之，没有公共性就难以达成公平、公正，难以达成精神和解与共识，和亦无从而生。由此不难明了“公”与“和”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公地”（公共地带或公共部分）存在，处理得好，就能和谐相处、和合共生；处理得不好，就难免乱象环生。所以，“和”既是一门无处不在的生活艺术，又是一门愈掘愈深的哲学。

关于公平公正的现实作用和意义，《道德经》有这样的论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2]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常”，“常”相当于现在说的“常理”。也就是说，只有知道和把握了常理才会有包容，才会公平公正，才会更全面，只有这样才符合天理、天道，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和康庄大道。换言之，常理与包容、公平公正、全面、天理、天道等是相通和辩证统一的。

由此观之，“公则悦”这个短语可谓高度概括了《道德经》的这一思想论述，甚至达到了实现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审美层面。也就是说，公平公正是让民众心诚悦服、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儒家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以平天下？重要的法宝无疑是公平公正，它既是“仁者爱人”的重要法宝，又是人们与天下共其和、社会和合效应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

中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运共同体，对于如何实现相互间的和谐相处、和合共生以及社会存在的公共最适度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认知。例如，老子说：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3]

这里，老子通过射箭来说明“天之道”的特质，亦即想射得准，射者首先要姿势平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然后引出“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继而得出“天之道”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结论或者说“天之道”的基本道理，进而通过考察“人之道”的不足，进一步阐明“人之道”需要以“天之道”来加以平衡的价值向度。这一点，可以说是老子“为无为，则无不治”[4]思想的精髓所在。类似的思想，孔子也有过表述，如：“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

很久以前，中国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其思想根源不外乎“经济”是一个动词，在动态中会失去平衡，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存在的公共最适度不至陷入边际递减效应的困局，需要经世济民、宰平天下，需要最大可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精神和解，需要采取宏观政策来加以调适和平衡，以确保社会的和合效应、和合共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有现代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有平均主义取向，但毋宁说这是一种治国智慧、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基数平等思想，亦即但凡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最基本的生活和社会保障，以免过度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或分崩离析。所谓的“均”、“补不足”更多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基本均衡和社会存在的公共最适度，而不是简单的有事同劳、有饭同吃，甚至劳逸不分。它还意味着任何人的努力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任何人的努力都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实可谓直行其道，人人各得其所。不然的话，公平公正就会失去现实的支撑，随着社会和谐负效应的增加，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共最适度就会陷入边际递减效应的困顿中而难以收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现代社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也表明，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由于“和”的边际递减效应的标准和尺度不容易把握，难以对个体的“知止”、“知足”进行一一的具体约束，因而需要在宏观上以制度的形式来加以整合、规制和维护，确保其动态均衡。可见老子和孔子的上述思想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至今仍然适用。所以，理解和阐释中国传统思想，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不能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更不能因为历史性而忽视它所具有的本质性和超越时间性的意义。

实际上，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有其更深刻的社会认知，如：“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6]其大体意思是：天下——社会或国家——有其最初的根本，这个根本可以称为天下（社会或国家）之母，其他现象不过是由此而生的“子”。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和国家有其最为根本的事实存在，也就是民众，有了民众才会有社会和国家，其他种种社会事物不过是由此衍生而来的社会存在。故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阐释：民众乃社会之母、国家之本。其实，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根蒂所在。正因如此，儒家先哲阐释了这样的社会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7](www.xing528.com)

还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是多元一体的客观存在，承认现实具有矛盾性、非均质性是“和”的基础。历史是辩证统一、辩证和谐、辩证发展的，有其相应的变动性、动态性，因而是一种动态均衡，并且需要把握其中的“度”，不能因极端而偏离公共最适度的轨迹，避免“和”陷入边际效用递减效应的困境。正因如此，所谓“大同”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完全一样，其语义与孔子所言的“和而不同”大体相当，具有促进事物发展变动的激励机制的作用和意义。另外，鉴于周秦之际君主政治日益世卿化的政治困局，这篇文章应当包含有儒家先哲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机制的诸多思考。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8]这说明孔子其实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优化的积极倡导者。认为孔子的思想过于保守，显然缺乏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把握。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直接含义是，大道盛行的社会状态，就是人人都需要为社会及其公共性（包括公平正义等）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选贤与能”就是基于贤能具有专长和更好的个人教养，更具社会公共性意义，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和合效应，故而成为首选对象。反之，既不能说社会和国家是符合道义的，也不能说是公平公正的。有鉴于此，它的语式可转换为“天下为公是大道盛行的重要基础”。

进一步考察这句话与“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关联性、连通性甚至继承性就会发现，在语义上，“大道”与“达道”具有高度重叠性或者说高度一致性，区别就在于何以和之，大道而已，善与公平公正而已。所以，“道”是“和”的价值内蕴与价值取向，“和”则是“道”的表现与化成形式。这句话的义理还可以转换为“天下为公是‘和之达道’的基础，‘和之达道’是‘天下为公’的价值表现与化成形式”，因而含有“从天下为公走向天下共和”的思想意蕴。也就是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可视为儒家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态下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学者赋予了其行动和实践的动词性，亦可谓“行大道，和天下”，并由此最大可能地达成普天之下的精神和解。

现实中，由于环境以及人的后天努力的非均质性，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起点，并且不断站上新的起点，拥有不尽相同的行事行为方式和需要。承认客观的差异性不仅有其现实的需要，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予以平衡，同时还说明法治是实现公平最大化的重要手段，是确保社会平稳而富有活力运行的复杂系统结构。同样有意义的是，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追求精神生活小康，追求自身与天地、与万物、与环境、与天下共其和的思想精神境界，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需求。从这一角度来看，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自由、平等应当是人人都懂得珍惜关爱这个世界，这才是最普遍的自由和平等。

每个个体的成长都是一定历史规模和现实生活实践构建起来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动物”，其思想根源无疑是人类的社会属性。那么，人如何在社会中和谐相处、和合共生，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自身存在的公共最适度呢？大体而言，也只能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差别不外是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采取不同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而已。所以《周易·系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如何在社会中和谐相处、和合共生，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自身存在的公共最适度，既有共同的根源性思考，又有相同的价值向度。

如果以人的社会性或社会的意义性来对社会主义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生命的全面展开和绽放，无疑需要有较好的社会土壤，需要和谐相处、和合共生、公则悦、社会存在的公共最适度环境。与此同时，人的社会属性也决定了人的这种基本价值向度。由此观之，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愿意与否，都必然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越大，人的社会主义特征也越强。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越大，越需要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和价值向度，这是人的社会伦理的自然显现，是人的意义性和特质所规定的。这很好地说明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自身传统文化中都含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情愫，这种情愫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性认知和社会内在规定性认知而得出的理性判断。有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基础，人类就会逐渐走出各自的历史局限，走向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的境界，走向天下共和的境地，走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和合效应最大化的境地，人类的和谐相处、和合共生、永续发展也就在其中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但凡人都有其相应的个性，人与人之间要拥有高度的和合度并不容易。相比之下，自然界和环境的规律性及其稳定性要高于人的个性和社会的稳定性，这在客观上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和合共生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共和论句”把“与天下共其和”置于最后，道理也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俗话所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果因此将“萝卜”和“青菜”对立起来，甚至将人对立起来，显然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等“和”的理念，确实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起源非常古老。从留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来看，西周末年（公元前774年左右），史伯最早给出了“和”理念和定义，《国语·郑语》记载如下：

公（西周王朝当时的三公之一，之后封于郑，即郑桓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这不是一般的小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其中的原因必将导致更加危险的局面）。《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夺天之明，欲无弊，得乎？”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史伯的“和同”论有其独特的地位。关于“和”，他给出的定义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其中，“平”有调节、平衡、激荡、充实的意涵，其价值取向就在于最大可能地达成人的精神和解。所以，“和”还可以视为一台天平，用于衡量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是否处于比较适度的关系。围绕这一核心理念，他推出以下观点：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天下民众皆和乐如一，就是最大的和，亦即所谓的“和之至也”。

政治之道就在于“务和同”，而不是“去和而取同”。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夺天之明，欲无弊，得乎？”

此后，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都有关于“和”的思想以及相应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和”的思想内涵和维度，《周易·乾卦》的彖辞中还有“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思想。至北宋时，著名思想家张载（1020—1077）提出“民胞物与”、“天人合一”[9]等思想，可谓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的思想理念进行了一次综合，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阐释的“和”理念及其定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和主义”或“共和论句”——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进而走向天下共和，亦可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新的综合，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此亦可谓人类文明的共性和真谛所在。

这说明历史是有意义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历史的副本，并因此拥有丰富的后天德性和后天理性，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更稳。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人都是站在历史巨人肩膀上的人，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此得到更多、更好、更高的精神和解，得到更多、更好、更高的德性需求和身心愉悦，更能实现自身德性完善与圆满的需求。而且，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意义越大，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会更高，越需要有更多、更好、更高的精神和解。

所以，当你看到透过厚重的云层，刹那间射出一道来自远古的光芒时，你不仅会因为沐浴在她的光彩下而欣喜，还会因为她独特的穿透力而震撼。但我们不能不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除了穿透力，历史还有她的魅力维度，就如同窖藏的美酒，时间越久越是芬芳四溢。因为这些馈赠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才会有的，你不仅会感念先民们的劳作、技艺和智慧，还会感受到只有经过历史岁月的窖藏才有的神奇。除了穿透力和魅力，有些历史因为有了她，因为她独特的史诗刻度，使我们知所由来，使我们拥有自己的名字，拥有此时此刻，拥有独特的人生、独特的生命意义，拥有不一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这种具有纪元意义的历史，当我们发现她、感受她的时候，内心就会充溢着一种异样的温情，升腾起一股油然而生的敬意。

除此而外，历史的意义还有许许多多的维度，还有深沉而静谧的呼唤，犹如来自宇宙深处的天籁，需要静心聆听，并做出你的回响。只要你愿意去思考、去发现，她的维度就会逐一呈现在你的眼前，不断丰富你的价值和内蕴，使你变得更宏观、更辽阔、更具有连通性，构建起更加良好的和合内环境，拥有更多与外在性相和合的节点，你的人生也将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加快乐，更能与天地、与万物、与环境、与天下共其和。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阐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其高尚的精神情怀让人肃然起敬。从人类的行为实践来看，“忧乐”常常是一体的，亦即“有所忧然后有所乐”，正如传统所说的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亦如阿基米德的发现创制之乐。简而言之，但凡能够和其所和者，乐在其中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功和丰收给人带来的满足与喜悦。小和者小乐，大和者大乐，能够与天下共其和者乐天下之乐。而快乐幸福之所以成为可能，这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