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个社会的德性需求的平均水平画成一条时态性曲线,并且同步把个体德性需求的最低限和最高限分别标示出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不同个体所处的维度难免参差不齐,同一个个体在不同时段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水平,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也是如此。而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君子,实际上就是个人的才智和道德情操都处于高维度的一种人生存在态,是人生精神和解得到更高实现的重要显示。人生的本质不外乎取得最大的精神和解而已。
如此看来,文化之魅就在于为个体和社会生态的德性需求提供广博而精深的价值和精神存在态的选择。古人常说的“见贤思齐”,就是鼓励人们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以实现个体的自我完善。这不仅对自己有益,对群体和整体也是有益的。所以,文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结构中的多元价值及维度在精神上对人的德性的滋养。
非常有意思的是,试想一下,如果把“见贤思齐”改成“见钱思齐”,并把它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价值向度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无所不用其极,人就难免越来越物欲化、越来越工具化。这时,人的意义理性会越来越单调乏味,要求得身心愉悦、求得德性的自我完善,无异于缘木求鱼。这说明,人的生存质量是可以改变的,但并不仅限于物质,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精神。(www.xing528.com)
还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是一种连续的存在,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意义。相应地,社会中的每个具体个体,只处于其中的某个阶段。从时间的紧迫性来看,个体无疑要高于整体,因此持有不同人生观的个体有各自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个体的德性需求显现出这样那样的不同维度。但无论如何,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所谓君子,既是一种人生态度,又是一种人生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所做到的地步,本身就客观地反映着现实社会在精神和道德教养上的向度变化以及精神和道德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不难发现,中华文明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把人之为人以及人的德性管理作为一门学问,可谓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于人生而言,德性管理既是动态的,又是辩证的。具体来说,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员,在整体结构上是一种量的存在,在价值上则是一种质的存在,个体的人生品味和德性所处的维度则通过价值的维度来衡量。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本质上就是君子之学,它的内核就是人生的辩证性和辩证人生。凭借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公理性意义,个体和群体对自我完善的追求能达到很高的自治水平。历史上,儒家向来追求德治,这是其奥义所在,同时也是以德相馨、天下和合的重要意旨。中华文明能够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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