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与道心：以真善美公平公正为标准，实现和合共生

对人类而言，精神和解与精神生活的意义理性有其独特的意义和魅力。而且，某些精神生活和思想活动所得出的判断，对于现实生活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社会现实秩序的构建有其原发性的作用和影响。

《大学》中有一句话，叫“君子有絜矩之道”，大体意思就是：君子拥有使自己和别人共同遵循的简明方式方法和行为准则。《尚书》中的一句话为许多学者所推崇，亦可谓中华传统文化求取精神和解的“絜矩之道”。这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十六个字出自《尚书·大禹谟》，是由帝舜亲口传述给接班人大禹为政的“心法”。但《论语·尧曰》有这样的记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代天行道获得的福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故而有学者认为，这十六字箴言（心法）首先由帝尧传给帝舜，再由帝舜传给大禹。本书赞同这个观点。

帝尧何以能够提出如此堪称伟大的思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其历史背景。据《史记·历书》记载，少皞氏末年，曾经发生过“九黎乱德”事件。当时掌管天文历算的“天官”渎职或计算错误，造成季节和时间管理上的混乱问题，进而导致生产活动以及有关典礼的安排出现混乱，普天下失其和。颛顼继位，罢黜甚至流放了有关人员或氏族，恢复了一些制度安排，但是后来又逐渐废弛。帝尧之时，对有关制度进行了重新构建，任命新的官员为“羲和之官”，但他内心无疑是战战兢兢的，故而说“天之历数在尔躬”，亦即天文历算这样重大的工作不能完全依赖别人，该亲力亲为的事还是要亲自去做。对此，《尚书·尧典》有所显示，《左传》的个别篇章也有记载。这些事件其实还证明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精英治国的传统，治国者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非常高。而史官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不仅拥有非常高的地位，甚至能极大地制衡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以起着祛其弊、和其善的完善与改进作用。

孔子还有这样的言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30]这应当是孔子为十六字心法所引发的感慨。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没有性命之说，反而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1]是以他的弟子子贡有这样的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2]所谓的“性”，相当于现在的“本性”、“本质”、“属性”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所以，《周易·说卦》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即“性”与“命”相通，甚至可以合成一个词“性命”来使用。从孔子的仁学思想来看，先天的人性是善是恶不见得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后天的教育和塑造。所以，孔子更在乎“中庸之为德”作为人的心性修养和养成，这一点是他的仁学思想的核心，概而言之就是“爱人”。如何才能比较全面完整地做到这一点？具体来说就是要遵循孝、悌、礼、义、守廉、知耻、诚信、公平、公正、公则悦等等一整套儒家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价值观，从而将人的主体性极大地激发出来，将个人自治和参与性融于社会治理之中，最大程度降低社会风险和社会治理成本。

那么，孔子的思想是否超越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法呢？这不是一时间能够说清楚的事。孔子的思想贡献是巨大的，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超越来评价。总的来说，他已经赋予了“道”更丰富的内涵和维度。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将这十六字心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自古以来，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要进一步诠释其奥义，又不得不勉强为之，笔者将其转述如下：

没有人愿意用错误来惩罚自己，但现实中，人心是那样险峻多变、可善可恶。相比之下，为道之心是那样洁净精微，乐于追求真、善、美，乐于追求公平公正，是以能够得到人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的公信力。因而，可以通过道心（为道之心）来统一人性、规正人心。实际上，只有对事物的细微之处加以专注考察，精益求精，去伪存真，才能精准而恰当地把握其中的平衡和微妙之处，进而有抑有引、有堵有疏，实现社会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公共最适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十六字箴言（心法）可谓中华文明的一种极高明的生态理性的高度抽象和表达，蕴含着人与环境之间的深刻连通性以及人与社会理性环境之间互为生成的联动关系。其关键语义是，相对而言，道心比人心更容易明确和把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做学问是一种需要精准计算并加以衡量的工作，一方面要遵循和阐释事物的微妙机理及其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教人从善、为善才是于人于己最有利的，反之就不可能取得公信力。(www.xing528.com)

道心，就是要祛除私利、私见，以无私（超越私利和私见）的公允之心或公道之心来对待事物，是人心和人性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最大公约数。道心能让人走出人性善恶论的旋涡，以真、善、美、公平与公正为标准，直道而行，遵循有关的规律和规则，进而将心比心，以心为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一来，人心正、人心齐，则国治了。因而完全可以说，中华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崇尚“大公至正、和合共生”的文化系统，一个以人的至诚精神或者说道心为本体的文化系统。

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学问是有尊严的，学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人类能够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实现人的精神和解最大可能之原因所在。正因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想理念和知识对于现实社会的秩序构建、有序运转的作用，其实并不亚于政府的公权力。这正如《论语》所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3]历史上，孔子有“素王”之称，实际上就是对他的思想贡献和权威性给予的高度肯定[34]。由此观之，理想的社会人文环境，实际上就是更切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理性环境和命运共同体。

基于其公理性意义，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上的民众，对于民心都高度重视。例如，帝舜的“民意即天意”说，夏朝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商朝缔造者商汤的约法：“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35]周朝统治者则吸取商纣以及夏商两代的政治教训，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德治思想。道家之中，老子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36]、“民不畏威，则大威至”[37]的民本思想，通过民本的生态辩证思维和系统有机逻辑，彰显民心在社会现实中的重要性，以达成共同奋力、众善合一的有机命运共同体。简言之，无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国家，民心都是和谐效应的重要基础和来源，并与民众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有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是与天下共其和。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8]所以，总的来说，中华文明的和合之道有其向性和维度的丰富性，既有微观层面的学理，又有宏观层面的学理。其中，微观层面的基本学理可以概括为“和以公为基，公则生和，和以生物，物生其利，利以守和”，遵循的是“物得其善而和，因其和而生，失其和则弊”的规律与约束；宏观层面的基本学理可以概括为“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亦可谓中华文明成型以来的文化根性所在，人的精神和解所本。

总而言之，《尚书·大禹谟》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絜矩之道，可以称为人们最大可能达成精神和解的和合之道，有其洁净精微、至真至大的内蕴，历久弥新，其巨大张力散诸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亦可谓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和魅力之所在。一个文明实体只有领悟到这一点，其心智才堪称成熟。而所谓名言，实则出自忧患，故而直达事物本质，担当举世情怀。从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哲学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在秦王朝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之前，中国至少有四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圣人：伏羲氏为易圣，帝尧为德圣，老子为道圣，孔子为仁圣。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创造者和创新者，都是思想的王者、恒星级的思想家，为中华文明“郁郁乎文哉”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在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深刻地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结构、精神风貌和人文气质，实可谓“匪以昭昭，德颜观止”。

相比之下，同处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左右）的希腊文明虽然简明地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命题，但给出的答案，无论是柏拉图的“完美理念——现实是完美理念的不完美呈现”，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都缺乏透彻性和穿透力，都没有给出具有现实公信力或公理性意义的法则供人遵循，反而陷入了多数人暴力的困境。另外，从思想主体的知识结构来看，很多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缺乏古天文学知识及现实实践的运用经验，缺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进而缺乏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巨大约束力的深切体悟，难免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和理论的著述中难以自拔。

有不少现代西方学者自认为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不禁让人哑然。黑格尔将中华文明视为一种静态的文明，这实在可以说是一种无知。实际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要比较透彻理解现代社会，进一步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国哲学都非常重要。倘若没有中国元素的介入和中华文明的智力支持，现代社会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譬如，如果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广泛传播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郡县制，现代国家如何成为可能也很成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含有不少现代社会成其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以西方历史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史观不足以简单地成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史观。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社会中有延续几千年的姓氏和家族，这在不少所谓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文明传承需要坚韧而牢固的根基，需要代有传人去唤醒；丧失根基，丧失传人去唤醒，文明就会变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脆弱，最终不堪一击。

四千多年前，帝尧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39]这是帝尧在政治思想上的独特和合之道，义理上与十六字箴言有内在的和合之处。人们需要公平，需要关爱，需要不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需要应律而动，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购买相应的服务，因为它可以强健社会、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但没有人愿意购买昏庸、错误和懒惰，因为它会使天下共受其恶，使生活恶化，降低人的行为和活动效率。对于帝尧，两千多年前，孔子曾有这样的感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40]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咏而歌之：大哉，尧之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