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同源-《和哲学》揭示和合、和解、和谐之道

如果说西方传统文化把“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认识你自己”的基础的话，中华传统文化则是把“和”作为万物的尺度，因而和之道是认识人、认识你自己的尺度。正如《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6]“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7]换言之，“道”具有事物的本原意义，“和”或“和合效应”则拥有事物在“道”作用下的关系性、生成性、过程性及效果性的意义。如果没有和谐的环境，结果就是：“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18]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同样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正如《周易·剥卦》所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百姓不能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统治者却拥有华丽的车辆，拆掉百姓的房屋来满足那穷奢极侈的欲望。）

“道”虽然只是一个汉字，一个哲学范畴，却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丰富文化内蕴。分而言之，既有感知层面上的道，又有逻辑思辨上的、认知层面上的道，有具体的道（如道路），有抽象的道（道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政治规则等），有作为宇宙本体的道。“道”含有感知和认知的双重属性，含有初极和终极的一体性和两面性。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19]再如：“有物混成（道含有阴阳一体两赋的混成性特征），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20]对“道”有一个比较深度的理解和认识显得非常重要。

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不仅含有“天圆地方”的寓意，亦可视为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和合有道”的重要表达方式

中国哲学的起源非常久远，它还凝结着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连通性，散发出浓郁的感知理性和本体意识。例如古史传说中“天圆地方”说，就可以从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上找到痕迹。把陶盆翻过来看，就是“天”的形状；加上将盆缘分成的八等份的符号，将其看作指示方位的四面八方，就表达出了“天圆地方”说的思想意涵，可谓“和合有道”。这种思想意涵成为中华先民的宇宙观、天地观和世界观，成为中国哲学独特的登场打开方式，而中华文明的宇宙天地意识、深邃辽远的时空环境尺度、天地人的三才一体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对于自然规律的遵循和知识创造秩序的认可等，便在此间悄然确立与定格，并成为中华文明第一个构造宏富而源远流长的精神高地。

在满天星斗的宇宙背景下，先民们发现了人世和天地万物跟宇宙的关系性与连通性：永远围绕天极之中的北斗之星，周而复始地指示着寒来暑往的时序交错和阴阳变化，指挥着万物的生成、荣枯交替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盛宴。由此不仅产生了中国哲学最古老的阴阳和太极理念，还产生了变与不变以及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理念。更为现实的意义是，人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框架得以构建，并用于指导现实的生产生活活动，从而一举奠定了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伟大历史源流。据此我们不难意识到，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相应的时间性。准确把握时序运行的规律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人类理解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其中的重要意义理性是：事物的本质能够让人更加明确地理解事物、历史和现实的巨大统一性。

文明有源自自然界的馈赠亦有冀冀然自天而降者

“天圆地方”说经文图

在具体实践和操作层面，可以根据这种模型，在一块四方形的空地中间竖立一根标杆，并刻画出若干刻线，通过观察太阳南北回归运行和日出日落时的投影，确定当下所处的时间和季节，再辅以天文和周边的物候观察，指导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笔者根据《周髀算经》有关“天圆地方”说的经文还原出来平面图，其中蕴含着古老的“商高定理”）。与此相应，《周易·系辞》中有这样的意义理性的阐述：

古者庖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由此观之，知识可以说是在人类与环境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态理性秩序，由于机会成本的约束，在现实社会中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分层。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许多知识在被发现或生成时，都有诸如思辨、逻辑演绎甚至工具实验操作等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基础，只是在大众化的传承过程中，工具理性常常被转换成简易的概念化或观念化的感知理性。

同样让人惊讶的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小圆洞组成的三角形构图[21]，可以作为“结绳记事”时代早期数学的数理图谱。如果有足够多的绳子，将其结成“绳结”，绳结的数目与三角形图谱相对应，就可以进行初级数学的算术运算，还可以通过图谱加以检验。这足以说明，工具理性在人类早期的认知活动中早已存在，其匠心独运的能力并不亚于现代人的模型构建，而且，从源流的影响和原创性来看，无疑堪称伟大。这还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含有丰富的工具理性内蕴，是以有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

如果将这些结有绳结的算具按自然数的顺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排列，就可以与图谱形成符号与实体之间的呼应关系，富有整体感，并使得感知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高度的融合与统一。如此看来，史前知识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视野止于天空的仰望，茫然看着满天星斗，让时间白白流逝，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充满了感悟、睿智和创造，为历史的高潮迭起举旗树帜，以自身的生态理性不断构建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宜居环境。(www.xing528.com)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数”含有内在的规律，表现为所有数列可以分成两大类，即奇数和偶数（传统文化称为阳数和阴数），由此可以导出《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念。如果转换成伏羲八卦的卦画，就是：、。同理，伏羲八卦的卦画也可以用这种“绳数”表达出来。如图所示[22]。中国哲学发轫之时就具有意义理性与工具理性和感知理性的高度融通性，值得我们深思。

古老的易哲学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念，昼夜、寒暑、天地、男女、雌雄等，都可以置于其中，或者由其囊括。所以，《周易·系辞》还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这时，再来观察人面鱼纹彩陶盆的构图，就会发现纹饰本身只有黑白两色，不仅表现了昼夜的基本色调，也表达了阴阳理念，总体上看就如同一个阴阳（、）重叠的卦画。笔者思考再三，画出前面代表“绳数”的点阵，发现它居然呈现出交尾的纹饰图案来，从而还原了纹饰与自然数数理的关系，同时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将鱼视为“多子多福”代表符号的历史文化渊源。鱼子的数量多而且大小一致，也为“数”的无限增加和累计加总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物，其思虑之缜密可见一斑，并使得数、阴阳理念、卦画以及天道、人道、地道等思想意蕴形成了高度的内在连通和辩证统一。

可见，思想和哲学的起源要早于文字。正是基于表意图画的这种功能，人们用口语对有关思想进行表达和解释，一方面促进了口语的文本化、文学化，一方面还促进了文字或文本语言的发展，进而淬炼了文化和文明的韧性。简言之，在文化与文明史上，史前社会的彩陶和彩陶艺术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演进过程中，人们对自然地理的认知逐渐合理，“天圆地方”说的宇宙观随之被淘汰，但从中发展出来的早期数学知识、自然和人文知识、思想和价值观，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其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应当肯定。同理，人们的某些生活经验和价值理念，虽然不见得具有多大的真理性，但同样维系着许多具有真理性和公理性的历史认知和工具理性。如果抛弃这些历史认知和工具理性，就难免造成现实中的历史无意识和文化短视症，导致文化心理结构的混乱。

总而言之，早在6500年前，中华先民们就有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精神和解之道。概括地说，“天圆地方”说而已。进而言之，所谓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精神和解的产物；不同文明有所差别，因为群体或族群的后天理性与后天德性的总体发展水平及其现实唤醒能力不同。

“道”由“首”和“辶”组合而成，人面纹饰可以表达“首”，而动物在胚胎期首先形成的就是头部，也就是“首”；鱼的游动行迹无踪，可以表达“辶”，更符合“道”作为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所含有的“不可名状”的意蕴。正如《道德经》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老子这段关于“道”的意义理性的阐述，倒让人觉得他像是看着这种表意图画说出来的。这从侧面表明，中华文明有其思想表达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但其意义理性是相通的，有其历史源流的一贯性。

李泽厚先生说，“道”是行动着的神明。这六千多年前的史料，对传统社会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似乎也给出了最早的诠释，可谓宗教、哲学和文化三位一体。其实，类似的文化形态在商朝的大禾方鼎上也有显示。了解了其基本寓意，就不难理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尚书》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政治之道，公而无私而已。可见“道”由来已久，早已是中华文明的古老信仰。中国哲学的“易道同源”或者说“道贯中华”，至此可以说有了一个大体说得过去的剖释。同时，中华文明无远弗届的德性和磅礴之势也得以显现。

《周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道德经》则有这样的阐述：“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其中的辩证忧患意识可谓一脉相承。所以，如果说中华文明拥有独特性，辩证忧患意识无疑是重要的一项。这种意识甚至成为中华文明生态理性的核心意识，是以中国人深知“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又如《周易》，古代先哲用“鼎”这种国家重器为喻体，发展出这样的治国智慧：“‘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重视和重用人才，不然的话，就会如同鼎折断足而失去支撑，导致盛于鼎中的公共物品倾覆在地上，不仅非常难看，而且非常凶险。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和“地”具有独特的人文思想意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和“地”具有公平、公正无私等人文内涵，因而是博大的、友善的；人要做的就是与环境和谐相处，依据自然规律应律而动。历史上，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常常称为“天子”，即“上天之子”，其人文含义就是“天子”拥有代天行道、公正无私的德行。所以，要做完整意义上的“天子”并不容易，背离自身名号具有的道德属性，就会被人称为“无道昏君”，甚至被打倒和推翻。这就在思想理念和价值观上，规范了政府和各级官僚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基本政治本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常常人与天、地并举，称为“三才”，其中不仅含有人可以效法天地公平公正的德性的义理，还意味着人的高贵性并不在于世俗社会地位，而在于是否拥有公平公正之心，在于自己是否时时持有公平公正之心。只要能够这样，他就是高贵的，因而也是高尚的，因为他拥有天地一般的德性。简言之，公平公正乃天地间最大的善，乃人心与天地之心的最大公约数[23]。社会拥有足够的公平公正的储备，当人们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如期而至，人们则以此逐渐实现自我完善和圆满。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非常独特的，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公理性意义，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解提供了意义理性的价值支撑，可谓中华文明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所在。

此外，从中华传统文化语境来看，《周易·复卦》所言“反复其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意义理性表明，无论是传统文化所谓的“道”，还是现代社会所谓的“知识”、“科学”，都有其内在一致性，都需要通过实践来反复验证，其本质都是“为天地立心”，进而达成“天人合一”，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达成精神和解的表现。这中间的义理和要义就是，观念、概念在表达上虽然有所不同，内在的意义理性却是一致的；如果因为观念、概念的不同而否定其意义理性的一致性，就难免陷入唯名论的教条中，自蔽其明。

总的来看，古老的“天圆地方”说，实际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文化特征，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理性高于神性的伟大源流，在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地中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它还有助于说明，人的德性需求和精神生活，并非哪个时代拥有的专利。早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某些思想理念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其意义理性的阐释及公理性意义也是值得现代人借鉴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