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哲学：德性个性化与合效应

心泉效应可谓人类在特定环境及其要素或因子的作用和影响下产生的人体内潮汐反应和现象，它通过相应的生态动能和生态力的作用还会产生溢出效应，成其为个体的生态理性，而且在生态理性的溢出过程中还会出现一定的绵延效应。这种生态理性的绵延效应既可以作用于主体自身产生连续的内潮汐反应和效应，又可以将相应的反应和效应以特定的效果和形式传递给别人。前者可称为自我感知绵延效应，后者可称为感知理性的群己或组织性绵延效应。也就是说，感知理性的绵延效应包括自我感知绵延效应和群己或组织性感知绵延效应。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应当有助于说明个体的生态力及其心泉效应的这种绵延性乃至极具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律动模式与行为活动的选择：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即王徽之（338—386），书圣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东晋名士、书法家。这个故事记述了大雪之夜，王徽之一觉醒来，看见室外白雪皎然的连续反应：叫人酌酒，心情畅快；继而吟诵左思的诗，激发起对好朋友戴安道的感念，随即乘兴坐着小船去拜访他。戴安道当时住在剡县。奇特的是，王徽之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而是折返回家了——他是兴起而行、兴尽而归。这种情况虽然比较特殊，但其中的一般性意义可以解释为：

其一，德性需求就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由兴趣及有关信息激发出心理需求，在实现或满足过程中获得的心理舒适和满足感，及由此产生的和合之乐。德性需求可谓人类追求德性的自我完善与圆满、最大可能达成精神和解的重要表现。

其二，和合之乐是个体在一定时态性环境下由兴趣及有关信息的有机化产生的心理舒适和满足感，同时还有随时态变化而变化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与德性需求相比，德性需求是前提，和合之乐则是德性需求的效果，并且与个体的德性修养有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个体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德性意义还有这样的正相关关系：德性度（德性的和合度）越高，和合之乐就越大，持久性也越大。

其三，在一定群体中，个体的德性需求有其样态和维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无论如何，拥有良好而便利的和合环境与条件，对于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及其德性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进而言之，无论是德性需求还是和合之乐的较大的实现，对环境以及人的素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有较高的诉求。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3]兴趣是个体的本体理性与后天理性综合而成的一种精神偏好。王徽之的这一系列举止，无不与他的“兴趣”有关。正是兴趣使他做出了上述各种反应和行为活动，而个体的兴趣既与自身的先天秉性（个性化的本体意识或本体理性，如对酸、甜、苦、辣等口味有不同的偏好）有关，又与自身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人们不仅会养成个体自身知识结构和偏好的兴趣群——个体兴趣群，还会形成群己间或者由特定的群己关系产生的兴趣群——群己兴趣群，并由此产生群己效应和分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的其实就是兴趣群效应和兴趣群现象。这说明，个体有较好的兴趣群，在自觉不自觉间不仅会产生群己和合效应，而且会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人与人的群己关系，以至深刻影响个体的精神和合之乐及其动能大小、深度和广度。(www.xing528.com)

毫无疑问，由于兴趣群和合效应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个体的兴趣群结构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与环境或外部的交往互动能力和范围，以及与环境或外部交往互动的律动形式、律动情态和心泉效应及其质效；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深度的共鸣和共和并不容易，随着人生历程的深入，个体以及个体间的兴趣偏好、品位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同。人们常说“知音难觅”，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与环境或外部的交往互动能力与范围一定是低度的、窄幅度的，而是主要反映“知音”个体与群体中某些个体的秉性和兴趣，要达到极高的深度和不言而喻的契合度——默契兴趣集，或者说有关趣味、情趣、智趣的和合效应，会如金字塔那样越往上越小，并且有其越来越小众的规律性趋势。例如，对于所谓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比较小众的审美对象和思想意识，如果相互间拥有共同的知识储备和鉴赏能力，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等都能够心领神会，就会产生较高、较大的和合效应，得到最大可能的身心愉悦。

这说明，“和”是宇宙中一种奇妙的事物，没有贵贱之分，和合则相生，其意义理性可以在风雨中成长，并使得风也和谐、雨也和谐，进而拥有丰富的内蕴和维度以及高远而深邃的向度。苏轼贬放到黄州时，一次出门遇雨，但又没有带雨具，同行者都觉得狼狈，他却泰然处之，而后写出一首《定风波》，堪称典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例子说明，个人的人生态度、德性的成熟度以及表达能力非常重要，是实现个人精神生活的意义理性和精神和解最大化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亦如孔子所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14]

《论语》中还记有这样一则故事：“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5]这也可以称为人生境界的金字塔效应——用传统话语来说就是“高山流水，和之者寡”。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知音之间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生态动能、生态力和生态理性等都达到了高度感通的境界，因而各自的思想、情感、意趣或简单的言行举止，都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响应和体贴。在群体中，人与人之间要达到这样的默契和境界，可谓难之有难、少之又少。因而一个人能够觅得知音，不仅是快乐的源泉，亦可谓幸福的源泉。

例如唐玄宗与杨贵妃，虽然有后宫三千，却唯有杨贵妃能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根本原因就在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兴趣，如诗歌辞赋音乐等，有幅度和深度上的默契兴趣集，故而在德性的深度和高度上都能够达到和合相生的唱和与共鸣，相互间能够实现高德性度的最大化和合效应。又如当代大学者钱钟书与杨绛，二人的精神存在态能够得到和合相生的欣赏和共鸣，是以能够精致入微、畅快淋漓，故而钱钟书赞誉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些例证实质上就是人们常说的“知音”，其关键就是相互间的本体理性和兴趣群中有极致的默契兴趣集。钱钟书写他的《围城》，就受了杨绛写戏剧的影响，书稿也由杨绛先看。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此可谓在特定的和合环境下，个体之间的德性处于“意会”、“心领神会”等高和合效应状态所产生的感知之乐与身心愉悦，亦可谓“唯和能解，唯和有解”。所以，如果有“大康”精神生活的话，这应当是一种典范，同时也是精神和解与小康精神生活的引领。

由此观之，兴趣虽然不如近现代许多哲学范畴那样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但它对人类的存在性以及生存和发展而言，却有平常而质朴的真理性，并显现出奇妙无穷的生活气息和生活韵味，因而完全可以说：

人类就是一种有趣味的动物，一种有广泛趣味的动物，并因趣味而生成自身的兴趣，养成自身的兴趣偏好。而趣味和兴趣可谓人类的精神原乡，快乐和幸福之源；兴趣使得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理性与精神和解多元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