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解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求矛盾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社会经济转型等一系列的内因外因作用，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经济模式。快速、盲目发展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成了现在中国急需处理的难题。广泛的产能过剩、供需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量不合格的供给主体、不符合现在社会的老套机制已经无法处理这些问题。2015年11月我国开始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举措，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将对中国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产生决定性影响。

由政府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在我国公共事业建设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政府包办”的模式已然不适用于当今社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是人们现在追求的目标，这时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愈加旺盛，这说明人民群众的体育从“欣赏型”到“生活方式型”的转变，这已然是打破了原有的体育观念，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体育，体育需求的不断上升在情理之中。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体育健身将成为必然需求；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体育健身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孙璇，2015）。截至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9万元人民币，按当前汇率换算约为7258美元，体育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面对现在人民群众对体育越来越旺盛的需求，目前体育公共服务最大的困难就是体系不完善，结构失衡导致供给乏力。由于单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很难考虑到体育的各方面要素。在政府的高压垄断下，民间力量难以介入并且参与不足。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社会提供数量多、水平高的体育产品及服务，实现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人们不但能享有公共服务的成果，融入各种体育活动中去，并且在得到精神放松的同时，实现自身体育技能增长。对体育公共服务实施供给侧改革正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途径。

本节在了解我国当前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现状的基础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对体育公共服务供需矛盾进行深入剖析，并努力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做更深层次的探索。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行为是互相影响的，要解决当前体育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并不是一味地增加供给，而是要明确当前我国公共体育的供求现状，找准两者之间的矛盾点，从根部出发改变当前管理与运作模式，制定适合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刘志迎、徐毅、庞建刚，2016）。

当前我国所提供的体育公共服务存在三点缺陷，主要表现在供给总量不足、主体单一以及手段简单僵化（郑为民、任保国、刘德新，2012）。由于政府是利用公共财政的资金来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虽然我国当今社会每年会持续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量，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职能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在不断扩展，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增，导致维持经常性的政府开支用去了很大部分的财政支出（阳斌，2012）。使得原本有限的公共支出尤为紧张，导致体育公共服务方面的发展始终处于资金短缺状态。

首先，垄断的投资渠道导致政府的行政能力效率低下，并且造成了公共服务项目的前期投入和管理成本大大增加。其次，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现实社会的期望值差距明显。由于人们对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不同社会时期面对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种类的供给产品。在供给体育公共服务前，政府在对体育公共服务时往往只会从自身角度来决定提供何种类型的服务、如何实现该服务的推进等问题，很少考虑此类服务实施之后的社会反映以及民众反映出来的接受程度。导致所供给的体育服务并非属于社会大众所迫切追求的。近年来新闻中常常出现体育场建成后管理费用高、最终无人看管，被常年闲置话题。例如，重庆的大田湾体育场于1951年建成，其12万平方米的规模是当时中国标准最好、配置最高的体育场，曾经举办过各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活动，但是现在却破旧不堪，常年无人看管，大量闲置的土地被老百姓改变成菜地，俨然没有了当时建立之初的辉煌景象。南京国际赛马场于2003年竣工，马场占地面积78万平方米，然而从完工到现在，并没有举办过一次马术比赛。其原因是建造时，在动物病原防治检测方面，没有考虑到国际标准，不符合开展赛事的规定。因为政府一味地盲目追求政绩，使得耗时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最终沦落成停车场。沈阳绿岛体育中心于2003年建成，曾经是沈阳市的地标建筑，占地45万平方米。但是由于选址问题，建立在远离城区的边郊，因为交通不便，使得利用率低下，最终在建成的9年后被拆毁。此类案例在我国不算少数。一方面是公共体育设施得不到合理的利用，一方面是老百姓们无处寻找合适的健身场所。大量市民每天早晚在街头和公园的健身与广场舞，看似是群众体育无处不在的现象，实质是老百姓没有公共体育场的尴尬现状。(www.xing528.com)

单一主体的政府供给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使得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集中，权力机构将大量的社会事务划分到自己的负责范围。同时，行政组织的全面官僚化和处于信息垄断地位，将公众隔绝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之外，无法获取公民不断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无法及时积极的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因此，完全由政府负责提供公共领域中所有事物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垄断供给体育服务的局面，众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彼此配合，建立多元主体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才是将来政府对体育公共服务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方向。

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必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唯一提供者，也不意味着都要政府来直接提供，而在于确保体育公共服务得到提供，扮演好多重角色。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规模过大，对完全可以由市场解决且效果好的领域干预过多。

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大型体育赛事等体育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准入苛刻。例如，在企业性质、资金、规模等方面门槛较高，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虽然全民健身活动赛事的承办与组织等体育公共服务，形式上是向市场开放了，可以由社会组织或企业来生产、提供，但实际上，由于政府仍然“主导”，企业仍不能放开手脚全力投入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樊炳有、高军，2010）。

在我国，人们对体育公共服务总体状况的满意程度并不高，仅有14.1%的居民持“满意”态度，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认为自己所享受的体育公共服务“一般”，有18.5%的和13.7%的居民对当前体育公共服务“不太满意”和“不满意”。供给与需求从量的需求方面来看，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远远小于需求。由于我国政府现行的供给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决定体育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只有那些被纳入政府供给程序的社会公共需要，才能转化为政府输出的体育公共服务。现实社会的公共需求不再满足基本生存方面的公共产品，而是逐步地向发展型、享受型体育公共服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