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公众博弈：基于利益博弈的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研究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是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体育资源在不同对象之间进行配置与利益调整，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体育公共需求。按照资源紧缺假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政府控制和能够支配的体育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必然面临着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博弈。

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政府属于“理性经济人”范涛，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利性。一方面，政府只能将有限的体育资源用于解决在它看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体育问题，而由于政府与公众存在信息与地位不对称的现象，这就意味着政策利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总是不均衡的。同时，政府与公众的目标差异无疑会引进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博弈主体之间的力量是完全不对称的，政府是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相对于群众而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博弈态势。随着公众体育意识的觉醒与体育需求的增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与合作开始有所变化。由于我国体育存在着“自上而下”管理体制的局限，政府往往容易从“政绩”出发来配置体育公共资源，而挤压了本属公众占有的体育资源。而由于体育公共产品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的特点，决定了具有营利目标的市场是不愿介入到纯体育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来，即使由市场提供，也都需要公众自己付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逐渐拉大公众与体育之间的距离，公众便会产生质疑并对政府体育政策选择消极的不合作博弈策略。而政府由于自身偏好与公共性不足的影响，就可能更加漠视公众的体育需求。这种博弈反复持续下去，最终形成了“纳什均衡”，并使得双方陷入了“囚徒困境”，其结果必然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体育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需求，而部分地方政府却将大量体育资源投入到自己所偏好的竞技领域，整天疲于实施金牌战略，公信力与合法性不断下降。公众为满足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不得不自己付费，从市场购买本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的体育产品，经济差异变成享用体育公共服务的一道门槛，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公众对体育资源的占有程度，不是取决于个人的需求程度，而在于整个社会的公共需求程度。按照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政府依据公众对体育的迫切需求，配置体育资源，提供体育服务。但关键的问题是，政府体育公共服务行为往往难以按照这一原则。根据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社会往往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公共选择理论甚至提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只是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阶层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公共问题总是特定阶层的问题，即不同的社会阶层关注着不同的公共问题。这样，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利益调整过程，甚至成为政府与公众利益冲突的政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