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利益博弈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被赋予了双向代理角色。从体育公共服务的整体视角来考察，一方面，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有关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代理本地区的非政府主体，向上反映本地的体育公共需求与利益，以获取中央政府的最大支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可看作是“理性经济人”，具有权衡利弊和基本行为选择的能力。中央政府作为体育公共政策的制订者、组织者和资金提供者，有着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包括政治效用、社会效用以及经济效用。

在体育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由于我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不同地域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决定了中央政府直接向各地区供给针对性的体育公共服务显然力不从心，必须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供应体育公共服务方面，有着相对明显的优势。但其作为一个双向代表角色，同样有自己要追求的目标。那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体育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有可能存在差异，可利用的体育资源不同、效用目标也不尽一致。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必定会产生博弈，这种博弈由于中央与地方地位的不对称性，以及财政负担能力的约束条件，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而且局中双方由于地位不对等，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余地较小，使这种博弈仅是一种可能。但当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政府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而拥有较高的体育公共服务能力时，其体育资源的配置会有更多自己的考量，从而使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可能变成现实。部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理性”的需要，往往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倾向于自己的偏好，体育资源的配置也会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其结果是大量的体育资源配置为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特定目标服务，中央体育公共政策效应随着体育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散，就有被压缩的可能。(www.xing528.com)

而地方政府在自身偏好领域（如竞技体育）的投入一旦取得预期回报，增加了向中央政府要价的筹码，可能会片面强调其正面效用以及自身的财政缺口，以获取中央政府对其更多的资源支持。而地方政府在所偏好领域的体育资源投入未能取得预期收益，出于自身的政绩的需要，会进一步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资源。正是由于地方所具有双向代理角色以及体育管理体制的特点，决定了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加大对地方政府的体育投入来实现纵向控制的意图，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的相互冲突的功能与目标，在目标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协调各地区体育发展差异的目标有意无意在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遗憾的是，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无疑会增加中央与地方政府体育公共服务的运作成本，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在消化这种额外增加的运作成本时产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