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门禁社区发展与治理：核心问题回顾

7.1.1　门禁社区开发：促进郊区发展的重要空间

本研究发现门禁社区的开发是郊区发展的重要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后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来自土地和住房的市场化。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采用以土地为中心的增长机制和企业家型的治理方式经营城市空间，并在此过程中与私人部门结成了促增长联盟。门禁社区是促增长联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空间开发方式之一。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将提供郊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转移给了私人部门且获得土地出让金；另一方面，私人部门通过购买廉价的郊区土地用于高回报率的住房开发获得市场效益。在这种促增长联盟模式下，门禁社区在郊区化过程中大量出现。

中国门禁社区的新特点在于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复杂的权力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出让、规划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最终决策者，有权对门禁社区的开发过程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相应地，门禁社区的开发也出现三种不同类型。具体来说，高端门禁社区由市场主导，主要用于推进郊区发展；普通社区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主要为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回迁社区由政府主导，伴随政府控制的城市更新项目产生。

正如Zhu（2009：555）的研究指出，中国以城市土地为中心的增长机制显示了地方政府的企业家型角色、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间双重协调以及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动机。这些政治和经济动因使中国门禁社区与过去居住社区的发展路径产生深刻区别。

7.1.2　门禁社区的治理：偏好社区服务的市场化提供

本研究采用了居民的视角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驱使门禁社区偏好私人治理，并且这些因素是如何塑造中国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发现，中国门禁社区正形成一种新形式的私人治理，这种形式反映了市场在社区服务提供中的角色得到增强。中国门禁社区的治理强调两个方面：第一，社区公共物品的私有化，这是政府有意将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转移给私人部门的结果；第二，私人治理强调将提供社区服务的额外成本转移给居民，而不是将社区治理的权力赋予居民。

在公共选择的视角下，门禁社区的居民偏好私人治理而不是政府治理，这种偏好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变得更加明显：①频繁联系物业管理公司；②使用私人提供的社区设施；③居住在高端社区。这与Walks（2008：258）对多伦多的研究发现类似，即在私人治理的空间生活导致居民支持私有化。具体而言，居民通过与物业管理公司互动了解了私人服务的内容和效果，并倾向于选择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这与Kirby（2008）的观点相似，即居民选择私人治理是出于现实原因。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偏好并不强，因为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门禁社区意味着社区服务的市场化，而不是社区自治，这从他们对业主委员会的低满意度中可以看出。(www.xing528.com)

研究显示，无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偏好物业管理公司而不是政府机构是普遍现象；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的情况下，高端社区对私人治理的偏好更强，并且对社区服务表示满意的可能性更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比如拥有高收入和大学及以上学历，集中居住在高端社区，消费着私人治理提供的优质社区生活。相反，普通社区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提供了负担得起的社区服务，以此来照顾他们的现实需求。回迁社区对物业管理公司表示满意的可能性较低。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偏好和满意度较低可能反映了在后两种类型的社区中，物业公司提供低质量的社区服务。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标志着社区服务的市场化供给，是通过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而不是通过业主委员会追求自治。中国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更像是“消费者的俱乐部”（Webster，2002）而不是自治的赋权。

7.1.3　门禁社区的生活：物理维度依恋的强化

门禁社区通过提供安全、私人治理和美学景观改变了中国传统社区的集体主义居住机制。如Walks（2008）所述，私有化的城市空间重塑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继而影响他们对空间的认知。本研究以地方依恋为指标考察了门禁社区的社会空间影响。

研究发现，大多数居民对门禁社区具有强烈的地方依恋，主要受四方面日常生活因素影响：认识较多邻居、频繁参与社区活动、使用物业公司服务和满意社区形象。在门禁社区，基于邻里空间关系的社会交往弱化了，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休闲时间并且已将社交网络延伸至社区以外，而不是因为他们追求家庭隐私和个人主义（Douglass et al.，2012；Pow，2009a）。在控制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的情况下高端社区增强了居民的地方依恋，主要由于高端社区提供优质的物业服务强化了物理维度依恋，这一点补充了现有社区满意度研究的发现（Li et al.，2013；Zhu et al.，2012）。

总之，门禁社区通过私人治理大幅度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恋。在社会维度上，私人治理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参与活动和功能使用的机会；在物理维度上，私人治理为居民提供更高效的社区服务和积极的社区形象。这证实了Wu（2012）的研究，即门禁社区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平台而不是终止了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