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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门禁社区:温州市实证研究

时间:2023-10-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现有文献很少将地方依恋视作门禁社区的一项必要日常生活体验。此次问卷调查了门禁社区的多方面日常生活,测度了住户对于所在门禁社区的地方依恋。根据这一方法,本研究将居民在门禁社区的日常生活分成了两组自变量,分别与社会维度依恋和物理维度依恋相关。不同门禁社区居民都对参与社区活动表现出意料之外的高度积极性。

中国门禁社区:温州市实证研究

6.2.1 数据和方法

地方依恋解释了一个复杂的现象,即“人们倾向于与一个地方保持亲密感”(Hidalgo and Hernandez,2001:274)。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恋受到自身社会经济因素和社区特征因素的影响(Woolever,1992)。现有文献很少将地方依恋视作门禁社区的一项必要日常生活体验。此次问卷调查了门禁社区的多方面日常生活,测度了住户对于所在门禁社区的地方依恋。具体测度方法是询问住户从多大程度上同意“我属于这个社区”的说法,答案范围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该方法在此前的其他研究中也曾用到(Wu,2012;Zhu et al.,2012)。

现有文献将与地方依恋相关的社区日常生活分为两个维度,分别代表社会维度依恋(social attachment)和物理维度依恋(physical attachment)(Riger and Lavrakas,1981;Van der Graaf,2009)。前者能够反映居民在社区中的社会纽带,后者则说明居民满足于社区物理环境并能够在这个社区安居。根据这一方法,本研究将居民在门禁社区的日常生活分成了两组自变量,分别与社会维度依恋和物理维度依恋相关。问卷调查分别测量了这些自变量,并询问了居民“您觉得哪项门禁社区的特征对您来说最重要”,即测度居民对门禁社区安全、私人治理和审美化的环境的需求。

本次研究首先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法,将地方依恋作为因变量连续变量),将自变量分成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社会维度依恋、物力维度依恋三组,探索不同自变量对门禁社区地方依恋的影响。此外,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三种类型门禁社区之间的差异。

6.2.2 社会和物理维度的地方依恋

表6.5显示了门禁社区中与社会维度依恋有关的三种日常生活体验,分别是社区内邻里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和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调查对象被问接触社区邻居的频率,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答案从“从不”“很少接触/参与”“有时候”和“很频繁”几个选项中选择。通过询问“您在社区认识多少邻居”来测量调查对象在社区内的熟人数量(volume of acquaintance),答案分别从“没有”“很少认识(1—2个邻居)”“认识一些(3—9个邻居)”以及“很多(超过10个邻居)”四个选项中选择。总体上,无论是邻里互动还是社区参与度,绝大部分回答都是正面的;仅有5.9%的居民回答与邻居没有互动。这些实证结果显示了门禁社区具有较正面的社会维度日常生活,这与许多现有猜想相反,后者认为生活在门禁社区中几乎没有社会互动,邻里之间社会纽带薄弱。

表6.5 交叉列表分析:门禁社区内不同社会维度依恋

关于邻里互动和相熟程度的回答在不同社区之间的分布相似。其中,普通社区的居民在与邻居接触频繁程度和认识较多邻居方面上比例分别为19.9%和22.7%,在不同类型门禁社区中的排名最高。相比之下,高端社区的居民与邻居进行互动的倾向性最低。这可能是因为高端社区刻意减少了居民在社区内接触和互动的机会,由此提供私密性更高的生活方式,比如,高端社区通常拥有较低的建筑容积率,并且为每户或者每幢楼设立单独门禁,严格限制进入。

不同门禁社区居民都对参与社区活动表现出意料之外的高度积极性。83.9%的受访者称他们定期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其中,高端社区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比例最高。由于支付更加昂贵的社区管理费用,高端社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更有可能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社区活动。相反,回迁社区的居民选择从未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比例最高,原因是很多拆迁居民是被动搬进回迁社区,因此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另外,拆迁居民更习惯于城中村的集体生活方式,对由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组织的社区活动比较陌生。

和物理维度依恋相关的日常生活主要集中在居民对社区物质环境的满意度上(见表6.6)。具体来说,居民对社区形象(community image)、社区位置(community location)、业主委员会和社区服务的体验分别有“不满意”“中立”和“满意”几个答案供选择。总体上,在这四个方面的物理维度依恋中,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满意度最低,反映了居民对门禁社区自治管理的普遍失望和质疑。高端社区居民对社区形象非常满意,但对社区位置不满意的比例较高。由于在郊区化进程中,高端社区由市场主导开发,社区内部基础设施和功能较周边要更加完善,这种情况使得郊区成为碎片化发展的拼凑物。值得注意的是,回迁社区的居民对社区形象的满意度最低,而普通社区的居民对社区服务功能的满意度最低。关于前者,社区的美学景观通常是房地产开发商采取的商品房广告策略,主要运用于高端社区,而回迁社区的开发商并没有为政府主导的居民安置项目打造中产阶级生活形象的意图。研究结果再次证明,在几种社区类型中,高端社区更加强调社区服务质量,为居民提供满意的社区居住体验。

表6.6 交叉列表分析:门禁社区内不同物理维度依恋

(续表)

6.2.3 影响地方依恋的因素

表6.7显示门禁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线性回归分析,分析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测试了不同的居住体验如何影响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三组属性:模型1只包含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2加入了社会维度依恋相关的社区日常生活变量;模型3进一步加入与物理维度依恋相关的变量进行全面的模型分析。三组自变量的测量如下所示:

·性别:女性=1;男性=0。

·产权:业主=1;租客=0。

·受教育水平:大学学历及以上=1;其他=0。

·通勤方式:私家车通勤=1;其他=0。

·家庭月收入:低于5000元=1;5000—9999元=2;10000—20000元=3;高于20000元=4。

·与社区邻居接触的频率:从不=0;很少=1;有时=2;很频繁=3。

·认识社区邻居的数量:没有=0;很少认识=1;认识一些=2;很多=3。

·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频率:从不=0;很少参与=1;有时=2;很频繁=3。

·对社区形象的满意度:不满意=0;中立=1;满意=2。

·对社区位置的满意度:不满意=0;中立=1;满意=2。(www.xing528.com)

·对物业服务功能的满意度:不满意=0;中立=1;满意=2。

·对业主委员会功能的满意度:不满意=0;中立=1;满意=2。

表6.7 线性回归分析:门禁社区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逐步)

注:*p<0.05;**p<0.01;***p<0.001;在模型1中,调整后R2=0.066,显著性=p<0.001;在模型2中,调整后R2=0.137,显著性=p<0.001;在模型3中,调整后R2=0.170,显著性=p<0.001.

模型2和3与模型1相比,调整后R 2的结果有显著改善,表明居民对门禁社区的地方依恋主要由社区内的日常生活属性决定,而不是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总体而言,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他们对社区的地方依恋;仅有4.7%和1.1%的居民分别选择“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这一表述;其余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关于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产权和社区居住年限加强了对门禁社区的地方依恋。事实上,这几个因素对于地方依恋的作用几乎不受社区居住体验的影响。这表明,在门禁社区,老年人、业主和已经在社区居住很长时间的居民拥有强烈地方依恋的可能性很高。他们的对社区的地方依恋状态是很稳定的,即使他们有着不同的社区日常生活。这可能是因为,与年轻人、租客和频繁搬家的居民相比,这些社会群体在定居方面往往具有更稳定的状态。使用私家车通勤加强了居民的地方依恋。事实上,开车的居民在社区内拥有私人停车位,并接受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相关社区服务,门禁社区80%的家庭拥有私家车,这些社区为居民提供车载蓝牙设备作为专属通道进入社区,因此,私家车车主能够享受门禁社区的服务,增进了他们与社区积极关系。

关于社区日常生活方面,频繁参与社区社会活动和认识多数邻居是提高地方依恋最重要的社会维度因素,并且不受到物理维度因素的影响。相反,接触邻居的频率并不影响地方依恋。分析还得出,满意的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比其他物理性因素更加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其中社区服务因素的系数最大。这表明,物业公司提供的私人服务已成为社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印证了先前分析即居民认同私人服务和私人治理为门禁社区核心特征。

分析还识别出三个现象。第一,在所有模型中,家庭月收入高反而降低了居民的地方依恋。这说明,居民的经济能力强并不一定带来对社区的依恋。高收入者往往流动性强,比如有样本受访者表示在其他城市开设公司、企业国际化经营,这些工作因素大大减少了居民在社区的时间,弱化了他们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另外,超级富豪家庭通常有多套住房,降低了他们对一个地方产生依恋的可能性。

第二,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恋并非天然属性,而是由社区日常生活体验培养而成。具体来说,居民通过认识邻居和参与社区活动对社区产生社会性依恋,门禁社区通过提高品质的服务和优美的景观,让居民对社区产生物理性依恋。

第三,在门禁社区,邻里互动并不是地方依恋的决定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邻里互动已经不再像传统集体主义价值时期那么重要了,Pow(2009b)认为上海门禁社区的居民漠视邻里交往而注重家庭隐私。通过质性调查,本研究发现居民不注重与邻居接触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拥有相对较强的社会经济能力,居民的社会关系网不再依赖社区等传统社会交往空间;二是拥有中产阶级职业的居民总体上缺少个人休闲时间,很少在下班后接触邻居。其中一个受访者说:

“我下班后主要和同事以及高中同学一起出去玩;社区里社会交往不适合我的年纪;社区活动都是老年人参加的。”(高端社区的居民,2014年1月7日接受访问)

有一名受访者表示有认识邻居和参与社区活动的强烈愿望,但是“时间不允许”(普通社区的居民,2014年1月12日接受访问)。一名50岁的居民说:

“我不联系邻居,我们的生活很少有交集;这跟是不是保护隐私没有关系;企业家才可能,他们想要保护财产安全所以要跟邻居保持距离。”(普通社区居民,2014年3月4日接受访问)

可见,门禁社区为居民提供了建立社会性依恋的新方式,这种新方式不是传统的邻里互动,而是通过私人社区治理实现。例如,门禁社区居民都是物业服务的对象,通过分担社区管理费和成为业主委员会成员,居民之间的社会纽带得到了加强。而且,调查数据显示,94.3%的居民对于“我的邻居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这个表述持积极态度。这表明,大多数居民虽然平常没有频繁的接触,但会把邻居视为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可靠资源。

6.2.4 门禁社区地方依恋的差异

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不同门禁社区的地方依恋有何区别,回归模型总体上有很强的显著性,包括较高Cox and Snell R2值与Nagelkerke R2值(见表6.8)。三种类型门禁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日常生活均显示了显著的差异。分析结果证实,与回迁社区相比,高端社区的居民拥有更强的社会经济能力。具体而言,高端社区的居民拥有更高的家庭收入和更高的学历,他们大概率会购买宽敞公寓/别墅和私家车。普通社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年轻人和租客,或者是已经在社区居住了相对较长时间的居民,而非高端社区的富裕群体。

表6.8 三种类型社区之间的区别(多元回归模型:参照组=回迁社区)

(续表)

注:*p<0.05,**p<0.01,***p<0.001.在模型1中,Cox and Snell R 2=0.338,Nagelkerke R2=0.384,p<0.001.在模型2中,Cox and Snell R2=0.389,Nagelkerke R2=0.441,p<0.001.

在控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情况下,不同门禁社区的日常生活显示出显著差异。模型2显示,高端社区和普通社区的居民均更有可能对社区产生地方依恋。与回迁社区相比,高端社区的居民对社区服务和社区形象更加满意,因此更倾向于将私人治理视为门禁社区最重要的特征。普通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不如高端社区的居民高,并且除了对社区形象表示满意之外,普通社区和高端社区的社区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相似性

目前为止,分析揭示了三个现象。首先,私人治理性已超过安全性成为高端社区和普通社区居民最重视的社区特征。具体来说,高端社区的目标是吸引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居民,主要强调提供优质的社区服务而非强调安全特征。所以,高端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集中在物理层面而非社会层面。仅有一部分高端社区的居民表现出较低的地方依恋,但这主要是受到城市整体生活的影响。例如,有一名受访者说:

“我对我的老家有很强的归属感,对这里没有;我并不把这套房子当作家,它只是我下班后休息的地方;等我儿子上完小学上初中后我就要搬家了。”(高端社区居民,2014年1月7日接受访问)

其次,普通社区为居民提供负担得起的生活而不是优越的生活,这一点尤其符合年轻人和租客的需求。普通社区的居民有可能通过长时间居住产生积极的地方依恋,而不是通过接受令人满意的社区服务。此外,很多地方依恋不强的普通社区居民有意搬进高端社区,如受访者们所说,他们只要“经济能力允许”就会买进高端社区(普通社区居民,2014年1月7日接受访问),因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更高的社区”(普通社区居民,2014年1月7日接受访问)。这再次证实了此前的分析,即门禁社区满足了居民对于社区生活中私人治理和私人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再次,回迁社区不太可能为居民提供积极的日常生活体验。这可能是因为回迁社区最初是政府主导的拆迁安置房,而不是为了满足居民社区生活需求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被拆迁居民往往是被动搬进回迁社区,因此对门禁社区的地方依恋较低。此外,很多被拆迁居民保持了在城中村或者老旧社区生活的方式,他们既不为私人服务付费,也不支持社区的私人治理。因此,回迁社区的居民更可能将安全视为社区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私人治理。所以,回迁社区的门禁社区生活与高端社区、普通社区具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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