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社区是私人治理的居民区，最初是在美国郊区住宅开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Blakely and Snyder，1997；Mc Kenzie，2005）。从欧美的经验来看，私人治理突出了自治视阈下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其特征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也有所差异。在中国，私人治理的出现并不是由某一个因素推动的，而是政府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终止公共住房供应以及推动住房商品化等制度性变革的共同作用，刺激了20世纪末社区公共物品和服务开始私有化发展。近些年来，在持续的郊区化进程中，当地政府为了削减公共支出、增加当地税收收入，规划了大量方案鼓励私人资本投入土地和住房开发，吸引私人部门参与社区治理（Shen and Wu，2012；Zhang，2012）。尤其由于门禁社区的广泛开发，私人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方式开始被引入治理实践。
与此同时，私人治理的市场需求也逐步增长。但是，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到中国门禁社区居民对私人治理的偏好，一个原因是私人部门（例如民间组织）的弱势地位限制了它们在基层的管理功效（Fu and Lin，2013；He，2015；Read，2012），另一个原因是门禁社区的开发旨在寻求更多家庭隐私和转变传统的居民区生活方式，而不是在社区治理层面上赋予居民更多的选择空间（Pow，2009a）。
尽管如此，私人治理仍被认为是中国城市门禁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是对原有工作单位住房和传统居民区中常见的集中管理方式的取代（Wu，2005）。在门禁社区中，私人治理负责维护社区设施、提供社区服务以及代表业主维护私有产权权利。门禁社区居民对私人治理的需求有所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门禁社区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增加了居民产生管理社区从而保障投资价值的责任；其次，门禁社区的市场化服务与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相匹配；再次，门禁社区的多样化开发为居民追求更好的社区居住体验和更满意的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多选择。因此，亟须开展关于中国门禁社区私人治理偏好的实证研究。Woo和Webster（2014）提议，有必要对门禁社区的政府效率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估，以澄清学界中的各种观点。(www.xing528.com)
本章基于对搜集到的温州市一手实验数据的考察分析，分析改革后中国的门禁社区居民对社区私人治理的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本章期望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门禁社区的居民偏好私人治理？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中国门禁社区的治理结构？本章首先介绍了温州市门禁社区私人治理兴起的制度性背景，重点关注了当地政府的干预效果、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对私人治理的需求；其次，运用多元逻辑模型分析了不同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居民对私人治理的偏好、不同类型社区之间的区别以及居民对私人治理在不同方面的满意程度；最后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中国城市门禁社区私人治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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