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门禁社区发展与治理预期产出

2.4.1　社区边界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门禁社区的特征和起源之一是其预防城市犯罪的功能。它们采用物理边界以及在边界处设置监控等技术，防止犯罪行为进入门禁社区，将其他群体隔离在边界之外。不过，Helsley和Strange（1999）分析了加拿大城市的犯罪地理，认为门禁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犯罪转移到商业区，而不是从整体上减少犯罪。门禁社区因为造成了许多都市社会病态而受到批评（Davis，1990；Low，2003）。

然而政治地理学家们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边界具有社会治理作用（Blakely and Snyder，1997）。具体而言，边界建立了门禁社区的会员制度。Sennett（1997）认为，城市政治和经济转变、特别是公共空间的消失，引起了城市结构变化，导致了“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因此，像门禁社区这样的私人治理空间应运而生。Cséfalvay（2011a）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使门禁社区成为重构城市空间的一种强大工具。Marquardt et al.（2013）在研究柏林城市更新时指出，豪华住宅和门禁社区等开发项目也是对城市人口等社会治理议题进行管理的运作空间。

门禁社区的社会空间影响超出了所讨论的边界问题。Marcuse（1997）认为，边界可以默认为存在于整个城市世界。Duncan（2003）指出，在门禁社区出现以前，美国城市中已然存在着种族隔离和阶级排斥；当城市居住区的实际边界被拆除后，社会隔离并未消失。Bauman（2000）指出，门禁社区是由居民自愿设立边界，而真正的贫民区是居民无力摆脱边界。

2.4.2　中产阶级化的消费

门禁社区的消费驱动力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Ferge（1997）的研究将当前的消费模式、特别是社会经济领域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福利国家的衰退联系起来。Jessop（2002）认为，在后福利时代，个人、家庭和社区是解决社会再生产问题的新主体。Raco（2009）也认识到从福利时代的“期望公民”（expectational citizenship）到后福利时代的“理想公民”（aspirational citizenship）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公民福祉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已经过渡到商品和私人服务的个性化消费。由此，消费的中产阶级化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趋势。该趋势强调个人应承担消费者义务并对消费行为负责，而社区则应提供中产阶级道德秩序规范和美学消费（Mc Guirk and Dowling，2011）。由于门禁社区提供私人化的消费，因此居民日常生活的焦点转向了社区内公民与市场的关系（Clarke，2004）。悉尼（Mc Guirk and Dowling，2011）和多伦多（Walks，2008）的郊区门禁社区实证都表明，通过消费私人服务，居民、社区和后福利政府形成了新的权利关系。Raco（2009）指出，居民通过社区内的物质消费和所有权消费确立了社区责任。

反之，消费和日常生活也可以重塑城市空间。除了郊区门禁社区外，中产阶级的住房消费在城市更新、改造和再开发过程中也十分集中。Marquardt et al.（2013）总结了门禁社区消费在四个方面重塑城市空间：第一，门禁社区在郊区化、绅士化、旧区更新和再开发过程中产生了可供消费的新住房形态，为中产阶级创造了美好生活的景象；第二，门禁社区开发项目以都市化、身份感化为理念，提供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新场所；第三，门禁社区的安全特征使中产阶级消费从城市大众消费中分离；最后，门禁社区强调城市性（urbanity），通过规划和治理塑造了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许多内城的门禁社区也强调名望，与郊区的门禁社区类似，它们顺应中产阶级消费需求，在老旧破败的内城环境中重塑了同质有序的生活环境。(www.xing528.com)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本投资和精英阶层崛起都强调了门禁社区的重要性。Pow（2009b）指出，新加坡的超级富豪门禁社区旨在满足全球式精英的消费需求，因此强调塑造地理中心、跨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网络、区域边际和地域距离。

2.4.3　隔离还是依恋？

与此同时，门禁社区给社区生活带来了紧张关系。例如，物理空间的排斥与融合，私有化物品与公共使用权的问题。现有研究的争论主要集中于门禁社区造成的社会空间影响，特别是社会隔离（social exclusion）（Atkinson and Blandy，2005；Blakely and Snyder，1997；Blandy et al.，2006；Gordon，2004；Hook and Vrdoljak，2002；Manzi and Smith-Bowers，2005）。社会隔离的经典理论有很多。芝加哥学派理论认为，社会隔离产生于回避、群体身份的重构，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结构调整（Smith，1989：14）。Schelling（1969）提出了城市社会隔离模型，指出城市层面的社会隔离源自个体层面的自发隔离。Massey和Denton（1993）认为，城市公共政策和私有化策略制造了社会隔离。

关于门禁社区的社会空间影响有两种观点。负面观点是门禁社区增加了社会隔离。Blakely和Snyder（1997）认为门禁社区可以增强居民与社会其他成员的隔离感。Roitman et al.（2010：8）确认门禁社区改变了居住的社会空间。他们在阿根廷城市的研究表明，门禁社区的居民故意选择隔离来削弱与邻居的社会关系。门禁社区被批评造成了不同规模的社会隔离，其中个体层面的隔离和城市层面的隔离是由个人对他人的看法、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在城市中的利益诉求三方面所决定（Coy，2002；Roitman，2005；Roitman et al.，2010）。已有研究还指出，门禁社区减少了居民之间的互动，从而加剧和社会结构的破碎和隔离感的产生（Blakely and Snyder，1997）。社区纽带的减弱最终可能导致门禁社区内社区精神的丧失（Low，2001；Wilson-Doenges，2000）。

相反，正面观点认为门禁社区生活使社区身份得以强化（Huttman，1991）。Mc Kenzie（2005）基于美国实证研究表明，门禁社区的排他性强化了其居民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社区改善和邻里赋权的基础。在欧洲，居民因追求名望身份而生活在私人治理的门禁社区（Cséfalvay，2011b）。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传统的混乱的城市环境相比，选择门禁社区的居民旨在寻找更好的生活品质（Coy and Pühler，2002；Morange et al.，2012；Salcedo and Torres，2004）。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研究指出城市层面的规划政策和包容性的城市设计正在探索如何实现门禁社区与其他社会空间的整合，比如Tanulku（2012）指出，土耳其门禁社区正积极努力地改善附近村庄的物质生活条件。Lemanski（2006）研究了开普敦贫困街区内开发门禁社区的案例，表明增近不同住房之间的距离，增加不同社会群体间互动机会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

现有文献没有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作为门禁社区的影响之一进行研究，然而，社区研究一直关注类似的角度。地方依恋解释了“人们倾向于跟某一个地方保持亲近”的复杂现象（Hidalgo and Hernandez，2001：274）。Woolever（1992）强调，地方依恋受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和所在社区特征等的影响。社区生活经历在物理和社会层面都深刻地影响地方依恋（Riger and Lavrakas，1981；Van der Graaf，2009）。少数研究关注了门禁社区的日常生活，Talen（1999）认为门禁社区令人满意的物质环境可以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Low（2003）指出，门禁社区居民经常采取邻避主义（NIMBY）的态度，反对联邦政府提出的城市规划改变，以此保护邻里和私人财产的价值不受侵犯，维护社区稳定。Kirby（2008）和Walks（2008）证实私人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深刻改变居民在社区中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