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治理下，温州市门禁社区的发展与治理成果

2.3.1　城市的私人治理趋势

《私人城市：全球和地方视角》（Private Cities：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Glasze and Webster，2005）一书讨论了城市空间的私有化，指出私人治理的空间作为私有化的结果之一已经在全球蔓延。从北美（Blakely and Snyder，1997；Low，2003）、欧洲（Cséfalvay，2011a；Hirt，2012；Raposo，2006；Webster et al.，2002）到全球南部（Salcedo and Torres，2004），门禁社区相关研究都涉及了私人治理空间的概念。这些研究将门禁社区定义为私人治理的一种形式，即社区范围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均由私人出资提供；通过收取与所有权相关的费用和建立内部规章制度，使设施和服务的使用具有高排他性（exclusion）和低竞争性（subtractability）（Cséfalvay，2011a）。此外，私人治理强调股东民主，即业主之间达成对社区领地的治理协议，成立社区自治组织（Mc Kenzie，2005）。通过私人治理，业主作为门禁社区的股东可以“用脚投票”，以此确保社区的设施和服务供应优于公共空间（Webster，2001：153）。Kirby（2008：12）也提出，私人治理的核心要义是“由居住在其中的人来治理空间”。

具体而言，私人治理凸显了门禁社区的三方面效率：①小规模集体决策的效率，使居住需求和社区供给更为紧密地匹配；②执行集体消费的效率，以避免公共物品堆积和退化（congestion and degradation）；③提高地方收入的效率，居民需同时为私人治理和公共治理交税（Le Goix and Webster，2008）。此外，私人治理有助于增加居住空间的象征性资本和居民投资的经济价值（Duncan，2003）。Dowling et al.（2010）还注意到，通过私人治理，居民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安全感和社会认可。

社区层面出现明显的私人治理趋势。城市治理研究强调，私人治理可以有效应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引起的社会政治变化（Beck，2000；Raco et al.，2011）。首先，地方治理的转型强调将地方政府职能转移到私人部门。Carter et al.（1992）表示，过去，地方政府负责发起和协调城市发展并提供城市公共物品，但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变得更加灵活。Imrie和Raco（1999：47-49）陈述了地方政府的三种新自由主义转变：①从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转变为战略推动者；②终止了其促进市场效率的公共和民主责任；③将资源从社会项目更多地转向私人开发商，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其次，治理政策的转变促进了个体化和基层自治化。Raco等（2011：276）指出，“在减少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呼吁下，社区和公民将得到授权、动员、激励、主体化和再造”。此外，Beck（1994）的研究指出，在凯恩斯福利体系解散后，国家已将福利供给的财政压力转移给私人部门和个人，使社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公共物品和服务私有化使社区居民需在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中寻找自己的道路（Raco and Imrie，2000）。

门禁社区也作为一种私人治理的形式在城市层面推广。Webster和Glasze（2006：232）注意到，在城市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经历了金融及合法性危机，国家干预主义退却并转向亲市场主义”。地方政府与市场合作以减少公共支出，而市场则通过私人治理提供高端的优质服务来实现利润最大化（Goodman et al.，2010；Mc Kenzie，2005）。同时，市场和地方政府同时向社区居民征收使用费和税费。私人治理社区的“双重征税”制度使其成为提高地方收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和城市扩张的“现金牛”（cash cows）。来自加拿大（Grant，2005）、美国（Mc Kenzie，2003）、阿根廷（Roitman and Phelps，2011）以及许多非洲南部国家（Morange et al.，2012）的研究均表明，以门禁社区为代表的私人治理是一种有效的城市治理战略。

2.3.2　门禁社区的俱乐部化

近年来，学者采用Buchanan（1965）提出的俱乐部经济理论诠释门禁社区私人治理的经济逻辑（Le Goix，2005；Le Goix and Webster，2008）。通过私人治理，每一个门禁社区都成为一个消费者俱乐部，门禁社区居民为使用俱乐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支付会员费。该论点强调了私人治理的经济效益，俱乐部的排他性避免了门禁社区产品和服务受到“搭便车”（free riders）和公共干预的影响（Webster，2002）。Charmes（2009）认为，门禁社区的“俱乐部化”（clubbisation）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过程。在俱乐部经济的理论视角下，门禁社区的研究强调集体所有权—消费（ownership-consumption）的安排。基于所有权和消费，Samuelson（1954）将公共物品定义为集体消费品。实际上，集体消费具有不同的可达性和可购性，只能被某个较小群体在特定地点消费（Tiebout，1956）。基于上述理解，Buchanan（1965）以俱乐部经济理论为基础，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发起了挑战，并使用“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一词来填补所有权—消费图谱内的可能性缺失。具体而言，俱乐部物品是在排他制中专供集体和有限消费的一类物品，具有高排他性低竞争性的特征（见表2.1）。Webster（2002：403）进一步指出：“俱乐部是一个空间领域，在该领域内，公共物品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经济所有权和合法消费权都由业主集体共享。”根据该定义，门禁社区是旨在为其业主供应高效率的集体消费的俱乐部领域（Le Goix and Webster，2008）。

表2.1　一般商品分类

(www.xing528.com)

来源：Gardner and Walker（1994：7）。

同样，在城市规模上也可以看到俱乐部化。城市公共物品的使用是在居住权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的。所处地理位置好、流动性佳的居民可以更好地获得公共物品和市政服务。因此，对城市治理而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和税收等手段来调节公众获取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机会，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通过规划法规和土地使用权法控制可建设用地的供应，并为防止超负荷使用公共物品排除不必要的土地开发商；②规范居民，通过控制征收地方税来避免公共物品“搭便车”现象；③通过土地和公共物品的资本化获得经济增长利益（Charmes，2009）。同时，地方政府在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务时应该关心的三个主要问题是：①过度使用造成公共物品拥挤；②不同管辖产生的公共物品不平等；③“搭便车”导致的公共物品退化。正如Webster（2002：407）所指出的，在城市规模上，“居住权严格限定了使用权，居住选址决定了具体的市政俱乐部会员资格，而地方税收就像俱乐部收取的会费”。因此，地方政府可将城市视为俱乐部来治理。

总之，俱乐部化强调了门禁社区的经济特征。门禁社区无疑以居民愿意支付的价格为市场准则向其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选择。此外，门禁社区的俱乐部化是基于用户偏好的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Foldvary（1994）认为，俱乐部化是集体成本调节的自然演变。Glasze（2005）认为，私有化治理的经济特征导致了飞地式社区的扩散，居民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生活在自治的社区飞地中。Le Goix和Webster（2008）总结，俱乐部理论将关于门禁社区的辩论带到了一个更微妙和具体的层次，即研究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塑造和治理中的作用。

2.3.3　门禁社区的公共选择

Cséfalvay（2011a）认为，俱乐部理论的观点不能完全解释门禁社区中私人治理的复杂性，于是根据Hirschman（1970）关于“退出选项”（exit option）和“发声选项”（voice option）的研究，提出了公共选择的新视角。该视角强调居民在地方政府和私人治理之间的不同偏好。具体而言，当居民对当地城市治理不满时，他们或采用退出选项即支付额外的置业费和物业费搬到门禁社区，或坚持当地城市治理并通过发声选项表达诉求。退出选项的视角认为，居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流动性，自愿选择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而非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发声选项则表明，居民可以完美表达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而无须迁移或支付额外费用。在城市中，退出选项和发声选项体现了公民在住房和社区治理方式之间自由选择的能力(Breton,1998)。

Cséfalvay（2011b）指出，该观点解释了为什么门禁社区在一些地区并不常见，比如在中欧和西欧，发声选项深深植根于该地区的政治体系，而相比之下退出选项的经济代价则非常昂贵。理论上，公共选择受到城市治理直接和间接成本的极大影响。其中，直接成本包括私人治理社区的置业费、服务费和地方税，间接成本产生于住房开发的规划和管理（Cséfalvay，2011b）。居民只有在直接成本可接受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私人治理作为退出选项。相反，居民选择发声选项和公共治理主要受到地方政府决策能力、特别是财政资源和自主执行权的深刻影响。然而，Roitman（2005）补充指出，门禁社区在一些地区快速扩散，其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地方政府的作用。比如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推广代价高昂的退出选项以获得土地和住房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提供充足的非营利性公共物品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发声选项。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看，退出选项和发声选项的机制使地方政府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来纠正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并将地方收入分配给公共物品和服务较弱的地区。此外，新出现的公共选择鼓励市场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从而提供令人满意的治理选项。但是，市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带来社会空间差异加剧，即社会经济能力较好的居民可能会转向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而迁移能力较弱的居民则留在城市治理问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