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禁社区发展与治理：温州市案例

2.2.1　郊区空间发展

门禁社区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郊区化进程中。Knox（2010）指出，门禁社区是郊区化的重要空间元素，在美国的各大都市区广泛可见。就本质而论，郊区化是一种资本积累的过程，强调提升空间的交换价值（Harvey，1985）。更重要的是，郊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力量吸引新投资从而形成开放式增长，来自不同地区的经验都揭示了郊区化进程中政府的重要角色（Borsdorf and Hidalgo，2008；De Duren，2007；Roitman and Phelps，2011）。具体而言，发展型政府在土地使用功能、工业园区开发和公共资源分配三方面行使管辖权，推动郊区化进程（Ekers et al.，2012；Le Goix and Webster，2008）。郊区空间的开发普遍欢迎新自由主义市场，使郊区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实践的前沿空间（Peck，2011）。

此外，Logan和Molotch（1987）提出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是研究郊区土地发展的重要理论，为检视郊区空间发展的权利结构提供了有效视角。郊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往往遇到如何促进郊区增长的困境，需要联合私人部门，投资和参与提供住房、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和规划政策为工具，与私人部门结成了促增长联盟，共同推动郊区发展。同时，中产阶级的精英群体的郊区生活方式需求也是郊区增长的驱动力之一（Masotti and Hadden，1973）。因此，增长联盟以土地开发为空间营造的战略，改造郊区环境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居住空间发展对郊区化进程至关重要，同时郊区化也可能成为改变住房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蓬勃发展的郊区零售业激发了卫星城的发展（Castells，1989；Mc Donald and Prather，1994）。郊区是前沿性的发展空间，正如Peck（2011：885）所言，作为福特凯恩斯制度背景下，大都市的延伸展示了大众消费、种族化阶级政治、性别分工和住房发展的重要逻辑。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制度背景下，郊区的市场优势变得更加明显，税收、住房补贴、小政府和大都市交通系统等方面的便利吸引了居民从城市中心搬到郊区住房（Frost and Dingle，1995；Kemeny，1981）。在信息化时代，郊区发展正朝着“无边界城市”（edgeless city）的发展新模式转变（Lang，2003），创新的投资带来郊区公共设施和住房新的改变。此外，也有一部分郊区居住空间以“缓慢增长”（slow-growth orientation）和“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为主题，并强调步行城市的理念（Knox，2008）。

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出“后郊区化”（Post-suburbanisation）作为郊区发展的新阶段，强调更平衡的郊区开发模式（Essex and Brown，1997；Lucy and Phillips，1997；Phelps et al.，2006；Phelps and Wu，2011）。门禁社区成为后郊区化实践的理想场所。这些高端住宅开发项目规划了平衡的郊区功能，并符合郊区居民人口结构变化的要求（Hirt，2007）。诸多学者对全球后郊区发展及治理进行了研究（Hamel and Keil，2015；Keil，2013；Phelps，2015；Phelps and Wu，2011）。Wu和Phelps（2008）详细总结了后郊区的空间特征：①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高度碎片化；②土地混合利用和错落有致的空间结构；③城市和郊区之间的管理模糊；④更多的住宅区脱离了现有的空间层次；⑤更复杂的和受消费驱动的形态要素；⑥注重后郊区的理念和制度建设。此外，后郊区文化也更加世界性。高收入移民、混合居住的偏好和后现代文化消费是后郊区的社会文化特征。Hayden（2009：3）特别指出，郊区住房具有“向上流动、经济安全、私有财产、渴望社会和谐及精神提升”的特征。(www.xing528.com)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后郊区的发展不仅为追求当地商业利润，还受到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力量影响，这一点在许多全球城市表现尤为显著。全球城市的后郊区重视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和关联消费，考虑可持续发展，关心长期的环境效益。同时，后郊区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居住品质方面形成了平衡的发展模式，并反过来影响更广泛的城市区域。

2.2.2　门禁社区：郊区居住发展的缩影

总体而言，郊区住房常以门禁社区的形式开发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资源来改善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差的状况。为了提高郊区财政能力，地方政府往往强调门禁社区是吸引国内外私人部门投资的资金池（Roitman and Phelps，2011）。其次，私人部门在住房开发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悉尼城市郊区门禁社区的快速发展印证了这一点（Mc Guirk and Dowling，2009，2011）。Pirez（2002）指出，郊区是一片可以经营的空间，尤其是谋求私人的经济利益。第三，郊区现有的住房无法满足新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Knox（2008）认为，新中产阶级要求服务完善的环境、美学景观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因此，门禁社区致力于通过改善郊区服务和景观来满足需求端的要求。Pirez（2002）认为，门禁社区以外的郊区管理和服务可能正在减少和分散。

不可否认的是门禁社区反映了郊区化的矛盾效应。门禁社区创造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空间，但也因此拉大了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差异（Roitman and Phelps，2011）。企业家型政府在规范郊区发展的同时强调规划收益，容忍空间的差异化发展。在推动门禁社区发展的过程中，郊区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空间层面上变得支离破碎，在区域竞争中难以脱颖而出。Phelps和Wood（2011）指出，郊区已成为他们自己的投影空间；门禁社区是帮助解决郊区发展问题，还是降低了打造可持续郊区的可能性，仍有待于更多的研究来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