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禁社区：温州案例及治理架构

2.1.1　门禁社区的概念

门禁社区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一方面，门禁社区可以由简单的形态学视角来定义。在经典研究《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中，Blakely和Snyder（1997：2）提出，“门禁社区是具有控制手段的住宅开发项目，具备大门、栅栏以及私人保安的形式，并强调门禁社区在形态上和物理上防御外来者”。在该视角下，预防犯罪、害怕他人和社会隔离等议题是门禁社区研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内容（Caldeira，1996）。

另一方面，Goix和Webster（2008）认为“门禁”一词只是一种委婉语（euphemism），并认为将门禁社区定义为“私人治理的社区”比将其视作城市堡垒更为合适。此观点强调门禁社区的产权私有化，并通过社区治理手段拒绝公众影响私有空间的利益。该研究明确了门禁社区作为私人治理社区的两方面特征：首先，门禁社区使社区空间、设施和社区服务私有化，专供居民使用；其次，门禁社区建立了具有一定经济能力和决策权的自治组织，以确保居民的利益。Chen和Webster（2005）基于该视角的研究指出，近年来对门禁社区的研究逐步往“所有权—治理—管理”（ownership-governance-management）问题上集中。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Low（2003：12）提出了基于人类学方法的新视角，将门禁社区定义为一种日常生活空间，具体描述为“有物理屏障、安全监控和入口控制，谢绝公众进入；通过封闭的形式，使公共空间和服务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仅限于居民；同时，由专业管理公司和自治组织提供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在美国，典型的门禁社区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富人阶层社区，由于当时的种族和文化冲突，这些社区通过提高住房和社区生活的准入规范将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排斥在外（Low，2006）。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门禁社区在中产阶级郊区进一步蔓延，特别是在美国南部的“阳光地带”（Sunbelt States）。该视角强调了门禁社区的社会文化属性，即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同质性的和郊区生活方式的场所。

然而，门禁社区并没有在欧洲国家普遍发展。在英国，Webster（2001）认为门禁社区有两种变体。它们要么是在伦敦郊区的小规模高端住宅项目，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要么作为一种城市管理方法，用以区分伦敦市中心的公共住房区域和人行道区域。在西欧，如法国和西班牙，门禁社区的发展主要是服务于二套住房（second home）的消费需求。在其他的欧洲城市，如德国柏林将门禁社区作为市中心的豪华住宅引入住房市场（Marquardt and Glasze，2013）。

在全球南部城市，门禁社区的发展并不遵循与北半球相似的轨迹。许多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使得城市空间碎片化和社会极化加剧。在巴西和阿根廷，建设门禁社区（Barrios Cerrado）主要为了打击犯罪，防止来自周围贫民窟的不稳定因素干扰（Coy，2006；Thuillier，2005）。Durington（2006）在南非的研究表明，后种族隔离的复杂社会状况、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的复杂结构导致居民采用门禁社区的形式，由此保护私人产权的利益。在沙特阿拉伯，门禁社区是富裕家庭寻求隐私和身份感的主要手段（Glasze and Alkhayyal，2002）。在中国，由于改革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门禁社区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居住社区的新特点（Huang，2013；Pow，2009a；Wu，2005；Zhang，2012）。本章的2.5节将集中阐述这些辩论。

2.1.2　门禁社区的三个核心特征

门禁社区虽然受到当地不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总体上具有三个本质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安全考量（safety consideration）。美国的门禁社区最早主要采用堡垒城市的方式应对不断增加的移民和城市犯罪问题（Davis，1990），之后伴随社会分化，门禁社区强调采取安全管理措施来区隔“不想见的其他人”（unwanted others）（Coy，2006；Landman，2006）。Atkinson和Blandy（2005）指出，门禁社区的产生代表了美国日渐增长的都市恐惧，特别是精英和中产阶级对城市生活的焦虑。Webster（2001）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居民对居住安全性的需求提升，同时，门禁社区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房地产投资，为居民提供了资产的经济安全保障。Glasze和Webster（2005）认为，门禁社区的安全考量主要是由于城市治理权利分散，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将预防犯罪保障安全的任务转移到了社区一级。(www.xing528.com)

门禁社区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是通过市场手段提供高效的社区服务和管理，即私人治理（private governance）。大量文献认为门禁代表一种私人治理模式，并对门禁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社区治理进行重新界定（Charmes，2009；Le Goix and Webster，2008；Webster，2002）。Mc Kenzie（1994）提出，实际上是由于政府福利制度的失效，门禁社区才开始采用私人治理的方式应对政府公共支出减少，克服政府在公共物品分配方面的不足。Webster（2002）创新采用“俱乐部经济”（club economy）理论阐释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Tiebout（1956）关于地方公共物品支出的理论（public goods）和Buchanan（1965）的俱乐部经济理论强调俱乐部领域（club realm）可以通过付费计划和会员计划达到资源分配效率。基于以上理论，Webster（2001）认为，当公共领域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公共商品和服务时，门禁社区以俱乐领域的形式通过私人治理向居民提供基于市场机制的所需物品。但是，来自全球南部地区的证据指出，门禁社区采取私人治理是主要是受地方治理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居民主动形成俱乐部机制（Caldeira，2000；Landman，2006）。

门禁社区的第三大核心特征是美学景观（aesthetic landscapes），主要体现为中产阶级化的社区环境和生活方式。学者们指出，门禁社区出现在郊区化过程中，为了迎合居民对中产阶级消费的追求，强调怀旧的和审美化的物质环境（Mc Guirk and Dowling，2011）。Goix和Webster（2008）认为，门禁社区之所以追求审美化是由于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即注重隐私、向往郊区生活方式，同时，中产阶级化的道德标准塑造也被用于维护门禁社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和居民行为。此外，门禁社区的审美化也与后现代文化有关，即通过提供美好的生活景象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土地和居住空间的经济回报（Knox，1991）。

2.1.3　门禁社区的三个检视视角

许多研究认为全球性现象的多样性源自资本、人口和意识形态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地区同时受地方特殊性的影响（Grant and Rosen，2009；Landman，2006）。Roitman等（2010）综合全球门禁社区的实践分析提出三个方法论的视角，即空间、制度和社会的维度。首先，门禁社区是土地和居住发展的新方向之一，也是城市郊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空间维度加以研究。Blakely和Snyder（1997：153）进一步认为，门禁社区空间与郊区土地开发密切相关，是“有意为之的、经济性的”空间隔离。正如Harvey（1985）论述，城市空间尤其是土地和住房，是资本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将全球剩余资本吸引到空间创造中。门禁社区作为一种郊区土地资本化的形式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实际效益，一方面提高地方税收，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减少社区一级的公共支出。同时，门禁社区的发展也促进郊区化，不仅塑造了优质的居住景观美化郊区，又使快捷税收增长用于新一轮的郊区发展（Le Goix，2005）。

第二种观点强调了门禁社区的制度视角，主要是检视私人治理制度的影响。在城市层面，地方政府将分配公共物品的责任下放给私人部门，减少公共财政支出，由门禁社区充当为居民提供福利的机构（Foldvary，1994；Webster et al.，2002）。在社区层面，私人治理对公共商品和服务的再分配规则及规范进行了重构（Roitman et al.，2010），由此提高门禁社区的投资价值（Goodman and Douglas，2010）。此外，门禁社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等基层自治机构（Mc Kenzie，1994；Webster and Lai，2003）。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质疑门禁社区的私人治理，包括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和自治的有效性问题（Durington，2011；Le Goix，2005）。

第三种观点关注了门禁社区的社会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门禁社区是社会经济属性同质化的中产阶级聚居地（Low，2003；Pow，2009a；Zhang，2012）。门禁社区一方面提倡社区内的道德文明标准来强化中产阶级身份（Duncan and Duncan，2001；Pow，2009a；Tanulku，2012），另一方面保护中产阶级不受外界社会价值观冲突的影响（Landman and Schönteich，2002；Low，2003）。但是，Blakely和Snyder（1997）认为门禁社区造成的社会隔离对城市层面的凝聚力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