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模式之审视结果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支持日益成为美国应对家庭育儿功能弱化的重要工具,形成了一种以预防为重点、以社区为基础、强调家庭优势的育儿模式,在促进儿童发展与提升家庭育儿能力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当前我国家庭育儿仍以自身保障为主,缺乏政府和社会的支持。面对由家庭育儿功能弱化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政府有必要借鉴美国经验,通过制度化的家庭政策和社会化的家庭支持服务来分担育儿责任,以弥补家庭的功能缺失,促进儿童发展。

[关键词]家庭支持;育儿模式;社会服务;美国家庭政策

家庭育儿功能的弱化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支持家庭的良性运转、提高家庭抚育儿童的能力,进而增进家庭福利、促进儿童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规范中,养育孩子一直是家庭的责任。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育儿模式逐渐难以适应现实,一些家庭无法有效地承担育儿责任。随迁子女、隔代抚养、单亲家庭等各种新的育儿形态渐趋普遍,由此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面对家庭育儿功能的弱化,如何拓展政府与社会在家庭领域的支持和服务功能,分担家庭的育儿责任,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社会经济与家庭生活模式的剧变。当时,迫于巨大的生活压力,许多抚育孩子的女性不得不进入职场;离婚率和青少年怀孕率的急剧上升,导致单亲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流动日趋频繁,逐渐丧失了与亲属、社区邻里的社会联系。种种变化都为抚育孩子的家庭带来严峻的挑战。对此,美国社会自下而上地出现了一种名为“家庭支持”的服务,以每个家庭所在的社区为基础,通过各种形式为家庭提供帮助。到20世纪90年代,家庭支持服务遍布全美,且已从民间自发组织的志愿服务演变为由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家福利。由于家庭支持服务强调家庭的能力和优势,而非家庭的弱势与缺陷,因此它有别于美国儿童福利制度长期以来的“残补”模式(即只有身处危机中的家庭或儿童才能获得帮助),转而采用一种注重早期预防的模式。本文以审视美国的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模式为核心,希望归纳出一些具有应用价值的启示,为我国建立和发展家庭支持政策与服务提供参考。

一、美国家庭支持服务的发展历程

(一)社会背景

家庭支持服务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遭遇了极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对儿童和家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的衰退使儿童的生活条件恶化。儿童贫困率在70年代显著增加,达到全美贫困人口的25%。[1]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和形态也出现了不利于儿童发展的特征。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和非婚生育数量的增加,单亲家庭的数量急剧增长。从1970年到1979年,与离婚家长生活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两倍,与未婚家长生活的儿童数量则增加了6倍。从1960年到1979年,青少年的婚外生育率增加了3倍。[2]与此同时,家庭的流动性愈发明显。在整个70年代,41%的家庭有过搬家到另一个地区的经历。[3]此外,儿童受虐待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1974年,虐待儿童报案数为6万件,1980年的报案数已超过了100万件。[4]

面对社会经济的衰退与家庭生活的变革,人们普遍感到养育孩子成为一件艰难的事,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传统的社会服务却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全美儿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hildren)的一项调查发现,88%的美国人认为养育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难,86%的父母承认自己不懂得什么是正确的育儿方法。绝大多数父母认为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家庭与工作的不平衡、与社会的隔离、经济压力、不安全的社区环境,等等。[5]传统的社会服务一般只针对个体而非家庭,只提供单个问题的干预而非整体状况的改善。这种碎片化的服务在面对承受多元压力的家庭时显得力有不逮,人们迫切需要一个针对家庭整体的、综合性的社会服务。

(二)发展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全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家庭资源项目”(family resource program),它们是家庭支持服务的雏形。这些项目通常以社区为基础,由与儿童身心发展相关的专业人士、社工、教师等共同参与,为社区内的所有家庭提供育儿知识、社会支持、服务转介等帮助。例如,新奥尔良的“家庭教育中心”(Parenting Center),由当地儿童医院提供场地,开展家庭教育课程、咨询、保姆培训等服务;旧金山的“父母天地”(Parents Place),不仅面向所有0—6岁孩子的家庭,还为单亲母亲、离异父母、养父母和双胞胎的父母提供特别服务;芝加哥的“家庭聚焦”(Family Focus),根据不同社区的文化设计个性化的项目,尤其关注怀孕和养育孩子的青少年,等等。

家庭支持服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组织化、专业化发展。1981年,在联邦儿童与家庭署(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的资助下,由芝加哥的“家庭聚焦”项目牵头,全美200多个家庭资源项目首次齐聚,成立了家庭资源联盟(Family Resource Coalition,后更名为Family Support America)。此后几十年中,家庭资源联盟逐渐成为家庭支持服务的理念、研究、信息和技术的交流中心。它的活动内容包括召开全国性会议,提供技术协助和培训,与政策制定者进行问题与信息的交流,出版理论和实践成果,建立合作网络等。一些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家庭资源项目的咨询和设计中,他们收集整理各个项目中得出的独特经验,并将其编辑出版。1983年,耶鲁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与家庭资源联盟联合出版了第一份家庭资源项目名单。1987年,耶鲁大学的几位学者又共同编撰了《美国的家庭支持项目》(America's Family Support Programs)一书,其内容涵盖家庭的文化多样性、家庭支持的新理念、家庭支持与学校、早期教育、儿童保护、社会组织的关系等,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家庭支持的著作,对家庭支持服务的后续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支持服务的经费来源渠道日益拓展,促使项目的规模与影响力不断扩大。1990年,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了全国家庭支持项目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Family Support Programs),由家庭资源联盟负责运行。3年后,国会又通过了《家庭维系和家庭支持服务计划》(Family Preservation and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Program),其中规定划拨10亿美元,用于扩张家庭维系服务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支持项目。这是联邦政府首次对全国的家庭支持服务提供公共经费资助,在它的鼓励下,一批新的家庭支持项目成长起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州、县以经费资助、技术协助和人员培训等方式扶持家庭支持项目的发展。西雅图率先建立了全市的家庭资源项目网络,明尼苏达、密苏里、肯塔基等州紧随其后,建立了覆盖全州的家庭支持服务。家庭支持项目的遍地开花也吸引了知名企业和慈善基金会的资助。著名的安妮·凯西基金会与威斯康星州合作,围绕儿童与家庭支持事务投入了大笔经费;包括埃克森石油、宝洁等跨国公司在内的数百家企业也联合做出承诺,要以家庭支持项目、家庭访视、亲子中心等形式来帮助处于教育不利地位的儿童。[7]

到20世纪末,家庭支持服务已经遍布全美各州,人们认可其在育儿指导、亲子关系、儿童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后,又开始探索将家庭支持的理念应用于父母领导力发展、机构改革、社区规划、学校教育等领域的可能性。一些州尝试将儿童与家庭服务的管理权下移到社区层面,鼓励父母们参与决策过程。1997年出版的《留出一席之地》(Making Room at the Table)就是一部关于如何促进父母参与儿童和家庭服务决策的指导读物,至今还在全美各地广泛使用。家庭支持服务中使用的工具也被应用到其他领域,最常见的是1995年出版的《认识你的社区》(Know Your Community),它用以评估社区需求和资源的工具被美国的早期教育项目“领先计划”(Head Start)所采用。在学校教育领域,通过学校与家庭支持服务的联结来缩小学生成绩的种族差异,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到21世纪初,家庭支持的理念已为服务于儿童和家庭的大多数领域所吸收,家庭支持项目不仅成为社区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的重要资源,也成为儿童保护、育儿指导、早期教育、学校教育等相关领域的重要支撑。

二、美国家庭支持服务的模式评析

美国的家庭支持服务采取了一种以早期预防为重点的模式,即在问题发生之前就为家庭提供支持,通过提高家长的育儿能力来确保儿童的健康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支持与其说是一种“服务”,不如说是一种帮助家庭的方法,它试图从根本上提升家庭处理问题、应对风险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供家庭依赖的系统。

(一)家庭支持服务的基本理念

在传统的社会服务中,服务的对象一般是儿童或成人个体,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家庭往往被遗忘了。家庭支持则认为,家庭对于儿童来说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资源,是改善儿童福利的基石。家庭支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培养家庭的自足感(self-sufficiency)和赋能感(empowerment),促使家庭更有效地发挥其养育儿童的功能。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让儿童生活中的其他资源,如学校、社会机构等与家庭相互合作。家庭资源联盟发表的《家庭支持实践指导方针》(Guidelines for Family Support Practice)对这一理念作了具体的阐述,它指出家庭支持服务项目应该遵循以下九条原则:(1)与家庭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合作;(2)以提升所有家庭成员成长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3)将家庭视为其成员、其他家庭、服务项目及社区的资源;(4)尊重家庭的种族、语言等文化身份;(5)融入在社区之中并对社区建设作出贡献;(6)服务系统公平、有效、可问责;(7)努力吸纳一切能支持家庭发展的资源;(8)灵活地回应家庭和社区中出现的不同问题;(9)项目的设计、管理、实施等每个环节都应体现上述原则。[8]

家庭支持秉持如下基本观点:(1)家庭支持的目标是所有儿童的最优发展。由于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因素太多,每个家庭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陷入困境,因此预防服务必须面向所有家庭和所有儿童,即不论儿童的身体是健康或有障碍,也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和社会阶层,都能拥有一个良好的人生起点。(2)家庭支持的对象是儿童发展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理论对家庭支持服务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儿童所处的生态系统对于服务的重要性,例如,儿童养育模式受到家庭、社会习俗与传统的制约,故家庭支持服务必须对家庭文化和社会传统保持敏感;二是强调家庭支持服务也会对儿童所处的生态系统产生作用。例如,社区中人们通过参加服务项目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使得社区关系变得更为融洽。(3)家庭支持的核心是父母的自我成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们既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汲取经验,又在现实生活中寻求知识,育儿能力不断提高。从这个角度而言,父母与孩子同步成长。家庭支持正是建立在父母具有自我成长潜力的基础之上,其服务的核心就是父母能力的发展和提升。[9]

(二)家庭支持服务与传统社会服务的区别

与传统的社会服务相比,家庭支持服务在理念、内容、形式、过程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强调家庭的能力而非缺陷,提供综合服务而非单一服务,鼓励家庭参与决策,致力于发展平等合作的关系。

1.家庭支持服务是能力取向而非缺陷取向

传统的社会服务中普遍存在一种迷思,即只有“问题”家庭才需要寻求帮助,“健康”家庭是不需要帮助的。家庭支持服务认为,寻求帮助并不等同于家庭有缺陷或无能,相反,面对困惑时主动寻求帮助正是家庭有能力的表现。家庭支持服务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解决问题,而是提升家庭解决问题的能力。

2.家庭支持服务具有综合性而非单一性

传统的社会服务项目通常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当家庭有多种需求时,只能到不同的机构去寻求帮助;家庭支持服务的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人们只要到同一机构就可以获得一系列的服务,这不但省去了一些重复的程序,避免了不必要的时间浪费,还使得服务接受者与提供者的接触更加频繁,有助于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

3.家庭支持服务具有灵活性而非结构性

传统的社会服务有其固定的内容和形式,而家庭支持服务则鼓励寻求帮助的人们参与项目内容、形式乃至周期的设计,以满足不同家庭和个体的需求。

4.家庭支持服务强调合作关系而非授受关系

在传统社会服务的输送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占主导地位,他们与服务接受者的关系像是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而家庭支持服务则提倡在服务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平等、尊重、共享的合作关系,人们的需求通过双方知识和信息的共享来得到满足。

(三)家庭支持服务的运作实践

家庭支持服务在社区中的运作依靠家庭资源中心(Family Resources Center)进行。家庭资源中心是一个供父母和孩子游戏玩耍的地方,也是父母们相互交流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学到育儿技能,可以从照顾孩子的繁杂事务中得到临时的解脱,可以得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帮助,还可以分享物品和服务。[10]对很多没有亲戚网络的家庭来说,家庭资源中心承担起社会支持网络的角色。最初,各个社区中的家庭资源中心是相互独立的,如今,一些地区已经建立起这些中心的联系网,尝试把它们整合进更广泛的社会服务系统中。

大多数家庭资源中心的服务包括十大要素:(1)教育培训,内容包括读写能力教育、职业培训、个人生活技能指导等;(2)信息课程和支持小组,开设关于儿童发展、养育和家庭生活的课程,也是父母们分享经验和烦恼的平台;(3)亲子活动,让父母与孩子共度时光;(4)家庭访视,由项目工作人员对家庭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探访;(5)儿童看护,在父母参与项目活动时代为照顾儿童;(6)转介服务,为有需要的家庭联系相应的社区机构;(7)代理服务,代表一个家庭或一组家庭向相关部门表达意愿;(8)简报,刊印育儿知识以及当地活动和资源的信息;(9)咨询与危机干预,针对家庭问题提供专业咨询和干预;(10)其他辅助服务,如应急的衣物、食品、交通工具等。[11]

家庭资源中心通常由民间创办,但政府会给予一定经费补助。例如,为推动各项以强化家庭功能及增进社区联系的服务措施,让社区内所有家庭都有机会通过多元、便捷的渠道获得服务,旧金山市政府自2000年起设置“儿童基金”,每年投入约7亿美元,用以补助民间单位开展家庭支持服务。旧金山市中国城的“聚乐”家庭资源中心就是在这项基金的补助下建立起来的。该中心租用中国城社区内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占地约1 000平方米,设有图书室、托育室、游乐室及上课教室数间。中心提供社区居民家庭支持服务方案、育儿指导、家庭教育、临时托育、亲子游戏班、父母支持团体、玩具和书籍出租、儿童福利工作人员教育培训等服务。为了培育家庭资源中心,旧金山市政府还资助成立“家庭支持网络协会”(San Francisco Family Support Network),由各地家庭资源中心及家庭支持服务机构以会员制方式组成,致力于建立资源协调及合作网络,以提升家庭服务质量。[12]

(四)家庭支持服务的成效评估

作为一项新兴的育儿服务模式,家庭支持服务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政策制定者、儿童福利倡导者、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等各利益相关方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从目前对家庭支持服务项目的评估来看,这种模式在促进儿童发展和提升父母育儿能力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对一些学前教育项目的纵向追踪发现,参与家庭支持服务项目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发展、学业成就乃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表现为参与者的识字率、就业率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上升,而辍学率、犯罪率和福利依赖率下降。[13]另一项对旨在帮助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项目评估发现,接受服务的家长更多地参与了孩子的教育活动,与没有接受服务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在阅读和数学的标准化测试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14]许多证据表明,接受家庭支持服务的家长在育儿态度、知识和行为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家长认识到父母是孩子的老师这一角色,他们学会了在照料孩子时采用较为积极的控制和训练技巧,能够为孩子营造正面的、鼓励性的生活环境;他们的自尊、责任感和问题解决能力都通过家庭支持服务而得到了增强。[15]家庭支持服务对家长育儿能力的改进,又进一步改善了亲子关系,使父母们对子女的照料参与度更高,儿童虐待和忽视的情况大为减少。[16](www.xing528.com)

联邦政府的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管理局(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Youth and Families)对全美家庭支持服务的总体评估也基本支持上述结果。这项评估以针对260个家庭支持项目的665项研究报告为对象,通过元分析(meta-analysis),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支持项目在如下七个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1)儿童认知发展;(2)儿童的社会性发展;(3)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发展;(4)儿童安全;(5)父母的育儿态度、知识、行为和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6)父母的精神健康或风险行为的降低;(7)家庭经济自足能力的提升。[17]

虽然家庭支持服务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效,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例如,全美有成百上千个家庭服务项目,它们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均衡,许多服务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又如,家庭支持服务的本地化特征决定了它只对特定社区及其居民发挥作用,因此很难对某项服务的成功经验进行复制和推广。不过,鉴于联邦政府的资助仍在持续,家庭支持服务的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可见这一服务模式的发展前景相当乐观。

三、美国家庭支持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上文的回顾表明,家庭支持不仅是美国社会广泛参与的一项志愿服务,也是美国政府用以增强家庭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政策工具。不只美国如此,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前被视为私领域范畴的家庭问题,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为公共议题。一些发达国家意识到家庭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率先实行了家庭政策,旨在弥补家庭的功能缺失、解决社会问题和改善公民福利。政府不仅出台家庭政策保障家庭福利,还要根据家庭结构功能的变迁不断对其做出调整。2014年联合国“纪念国际家庭年20周年”会议就指出,世界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由家庭的自我保障转变为由社会与政府共同支持;二是家庭政策从支持型转为发展型的导向,即从满足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建构家庭的功能,进而提升家庭的能力;三是家庭政策向普惠型转变,即政策对象开始从一部分贫困家庭扩大到一般家庭。[18]

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以家庭为基本对象的长期家庭政策和制度安排。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口的持续流动,家庭的自我保障能力被严重削弱,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对政府和社会支持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政策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供给和保障体系瓦解,新的体系尚在建构,人们对家庭的保障功能寄予厚望,但另一方面人口和家庭变迁又使家庭保障的基础遭受破坏,家庭保障能力自生性不断减弱。[19]为应对家庭结构和功能变化带来的挑战,国家不断加大对家庭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迄今已颁布了57项涉及家庭的社会政策,覆盖领域包括低收入家庭的财政支持、就业扶助、儿童支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其他方面等5个领域。不过,这些政策大多散见于各项法律、法规、条例中,既缺乏专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政策,也缺乏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内容和社会行动项目。[20]留守儿童、隔代抚养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正说明目前我国城乡家庭在育儿方面仍以自身保障为主,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依旧匮乏。

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发展家庭支持政策与服务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设计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政策

首先,家庭政策要以家庭整体为福利对象。政府出台家庭政策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给予家庭经济和物质援助,也不是只针对家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而是要以家庭整体作为政策实施对象,旨在帮助家庭提升保护儿童成长、承担家庭责任、抵御家庭风险、获得积极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因此,在设计家庭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家庭需求,从家庭整体利益出发,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设计。其次,家庭政策要面向全体家庭。除对弱势家庭的救助以外,未来家庭政策的设计要向覆盖全体家庭的方向迈进,即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福利政策设计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再次,家庭政策要回应家庭生活的多种需求。前已述及,目前我国家庭福利的各项供给分散在不同的福利供给制度中,既容易造成多头管理和政策真空的现象,也不便于家庭寻求帮助。今后在制定家庭政策时,应当根据家庭的多元需求,设计出行政主体、政策对象及政策内容清楚明晰的综合性的家庭政策体系。

2.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支持服务

首先,要营造关心支持家庭的社会氛围和社区环境。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及新媒体的作用,力求“支持家庭是社会责任”的观念深入人心;以社区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的形式营造“邻里一家亲”和睦氛围。其次,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开展家庭支持服务。在城乡街道(镇)设立家庭支持中心,具体负责家庭支持服务项目的管理和评估,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鼓励和帮助一批社会组织开展与家庭支持相关的服务。再次,倡导全社会各个部门以各种形式支持家庭。通过政策激励、税收减免、国家补贴等形式,倡导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企业等各个社会部门制定有利于家庭发展、提升家庭能力的办法措施,让支持家庭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

自2016年起,我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加凸显出发展家庭支持的相关政策和服务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对一部分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而言,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压力的加大和养育责任的加重,还牵涉到孩子入园、入学、妇女就业等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重视,可能会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政府应尽快出台强有力的家庭支持政策,并会同社会力量,让国家、社会与家庭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和成本,这既能保障家庭与儿童的福利,又能避免社会问题的滋生,不仅正逢其时,也是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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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vid Weikart and Lawrence Schweinhart.Good preschools for poor children are cost effective.Ypsilanti,MI:High/Scope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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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ean Layzer,Barbara Goodson,Lawrence Bernstein,and Cristofer Price.National Evaluation of Family Support Programs.Final Report Volume A:The Meta-Analysis[EB/OL].http://www.acf.dhhs.gov/programs/core/pubs_reports/famsup/fa m_sup_vol_a.pdf.2016-3-27.

[18]李晓宏.家庭政策出现价值取向变化[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204/c1002-26143818.html,2014-12-4.

[19]陈卫民.社会政策中的家庭[J].学术研究,2012,(9):61.

[20]吴帆.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现状及发展路径[N].中国人口报,2012-1-23(3).

【注释】

[1]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律孤儿’的社会救助问题研究”(批准号:14CSH050)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比较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