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帮扶与志愿捐助：法律孤儿的生活风险与社会救助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提出,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对法律孤儿提供社会救助的主体中,除了家庭和政府力量以外,还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法律孤儿的主要形式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帮扶活动与志愿捐助,其覆盖面较为有限,只有少数法律孤儿从中受益。就我们访谈得到的信息来看,社会力量对法律孤儿的救助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组织社区文化娱乐活动

社区文化娱乐活动通常是以街道为基础,通过整合社会帮扶资源,以及发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参与支持等方式,开展参观文化场馆、短途旅行游览等活动。例如,萌萌参加过街道组织的游览常州恐龙园的活动,燕子每个周末会参加某企业资助的外出游玩活动。在访谈中,抚养人常表示由于自身精力有限或经济状况不佳,带孩子出游的机会不多,因此他们对这种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欢迎,孩子们也乐意参加。据街道办工作人员小蔡介绍,团委、妇联、工会、红十字会等单位都会不同程度地依托社区开展面向贫困儿童的该类文化娱乐活动。(ZHS1,2017.10.15)但在我们访谈的法律孤儿中,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参加过甚至不知道这类活动。对于这类活动的缺乏,燕子的爷爷认为是因为他们的居委会太穷,萌萌的抚养人张阿姨则认为和街道调换了工作人员有关。她告诉我们,过去街道里有一位工作人员非常负责,每次开展活动都亲自开车接送孩子,活动时间晚了还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晚饭。而这位工作人员离职后,街道的活动就开展得没那么多了。可见,社区文化娱乐活动虽然受到法律孤儿及抚养人的欢迎,但它的实施具有很高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且受制于主办单位的经费、社会资源乃至工作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没能让更多的法律孤儿得到帮助。

(二)开展学习辅导服务

比起文化娱乐活动,能够开展学习辅导的街道就更为凤毛麟角,因为这要求比较固定的活动场地、经费保障和稳定的志愿者队伍。在14名法律孤儿中,只有嘉欢和嘉余姐弟俩先后参加了街道组织的针对特困儿童的英语课外辅导活动。英语班老师由高中生或大学生志愿者担任,教材由街道出资统一复印,场地也由街道提供,每个周六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上课,一个学期能上12—15节课。对此,姐弟俩的外婆表示非常满意:“人家出钱都上,这个不要钱的,挺好的!”(JYF1,2017.10.14)但是,由于有能力举办学习辅导班的街道只是极少数,所以购买市场化的教育服务仍是绝大多数法律孤儿满足学习辅导需求的唯一途径。(www.xing528.com)

(三)个人物资捐赠

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在了解到法律孤儿的生活困难后,主动捐赠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或是带着法律孤儿外出玩耍,令法律孤儿及其抚养人都倍感温暖。小华和她的抚养人孙阿姨对一位她们称为“王外婆”的爱心人士充满了感激之情。王外婆对小华的资助已经长达近10年,每到假期,她就会把小华接到自己家里小住,临走的时候“吃的用的都给她带回来”“穿的衣服也全是王外婆买的”(XHF1,2017.7.17)。另一位法律孤儿萱萱在去监狱探视父亲时也遇到了一位好心人“胖阿姨”,是个“当官的”。每次萱萱到监狱去,“她都在门口等着,给她送铅笔,送本子,送吃的,送什么都一大包”(XXF2,2017.7.19)。这些爱心人士通过自己的无私付出建立起了与法律孤儿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有助于法律孤儿形成积极的社会情感。不过,个人做慈善在我国社会尚未形成风气,个别爱心人士的捐赠也难以普及到每个孩子。

社区之所以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法律孤儿的重要载体,与法律孤儿家庭对社区居委会组织的信任度高有很大关系。和其他类型的困境儿童不同,法律孤儿家庭通常不愿意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但对居委会却是例外,这种信任来自社区居委会为法律孤儿家庭带来的实质性帮助。在我们的访谈中,受访者最常提到的感谢对象就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些抚养人表示,自己原本对法律孤儿救助政策完全不了解,是居委会主动上门告知申请救助的标准、条件和程序。例如,据小洁外公说,自己原本并不知道可以为小洁申领救助,是居委会主动来询问后帮助他办理的。(XJF2,2017.7.12)娜娜舅舅也对居委会赞誉有加:“尤其是居委,说实话真不错,真关心。……关键基本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NNF1,2017.10.14)作为直接服务居民的基层组织,社区居委会承担着法律孤儿救助中最直接、最基础的工作。居委会工作人员充分发挥掌握政策信息的优势,帮助社区内的法律孤儿家庭了解、申请相关的各项补助,因此和法律孤儿家庭建立起较为密切的情感联系,赢得了法律孤儿家庭的信任。